专家析国内企业加薪潮 分配领域缺讨价还价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研究课题组核心专家彭光华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勇
　　“中国分配领域缺少讨价 还价的经验和机制”

　　专家剖析国内企业加薪潮：工资领域单方决策机制导致产业工人阶层收入偏低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发自北京　　进入6月份以来，加薪的话题持续“高温不退”。

　　深圳、辽宁、湖北、海南多地相继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深圳富士康和广州本田也先后宣布大幅度加薪。在沈阳，肯德基公司与中国员工签订了中国首份集体合同，将每月700元的基本工资调高到900元，并承诺工资年平均增长幅度达到5％。

　　在近日举行的“发展方式的转变”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坦陈，我们企业经常放在嘴上讲和职工“同甘共苦”，实际上“同甘”要靠制度，“比如说，赚钱以后怎么分配，包括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职工关系之间，都要靠制度来保障"同甘"。”

　　昨天，早报记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研究课题组核心专家彭光华与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德勇，就近期的加薪潮和收入分配改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不加薪或面临劳资风险

　　东方早报：前不久，富士康宣布大幅度加薪，这一行为对富士康、对珠三角地区乃至对于整个东部沿海的加工产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彭光华：富士康大幅加薪之后还是有利润空间的，我们一定要理性看待，资本绝不会赔钱去做生意，原来企业内部员工工资所占份额就太小。

　　在我看来，富士康的大幅加薪是一种很正常的企业经营行为。东部沿海同类型的加工企业将不得不面临加薪压力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不适当提高一些原始的对员工的分配，可能将面临劳资关系的风险。

　　张德勇：东部沿海工厂工人的工资是很低的，加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即使大幅度加薪，和富士康台湾总部员工的工资相比，大陆工人工资还是有较大差距的。

　　这一次，台湾有声音说，既然大陆加薪，那台湾企业就迁回台湾好了，但据我了解，这是不现实的，台湾工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即使富士康大幅加薪，也不足以影响到企业必须要从大陆撤走，还没到这种程度。

　　东方早报：除了富士康之外，广州本田、沈阳肯德基等公司劳资双方也达成协议，同意加薪，这对其他公司或产业会不会起到示范作用？

　　彭光华：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得承认资本的效率性，它对于行业的变动是非常关注的，并且会迅速地应对。

　　张德勇：我想会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起码会提醒这些企业，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廉价劳工的低成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内陆前往广东打工的工人如果还只是1000多元工资的话，还不如留在家乡，即使工资稍低一些，也合算多了。劳资双方能够达成协议，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东方早报：近日，中国商务部强调最近发生在外资工厂的一系列劳资事件不过是个案。如何理解这一表态？

　　彭光华：客观地说，这些事件都是个案。当然，在理解这些事件属于个案的同时，商务部也应该重视起来，这些个案如果处理不当，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蔓延。另外，这些个案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依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对劳动争议的统计，这20年来，一多半的劳动争议都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区，这说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人们权利意识比较高，争议才会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将来这些劳动争议肯定会向内陆延伸。

　　张德勇：从我个人角度理解，政府的表态也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充当了一个裁判员的角色。

　　工资领域一直是单方决策

　　东方早报：一直以来，农民工为什么收入这么低？

　　彭光华：这是一种客观、无奈的选择。在整个的战略选择上，或者说无意当中，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为了搞工业生产，为了搞市场经济，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储备，不这样，它就没办法储备大量劳动力，没有一个大的、非常充裕的劳动力市场的存在，经济说吃亏就吃亏。

　　还有一点，中国分配领域缺少讨价还价的经验和机制。工资领域一直是单方决策机制，这一机制的弊端就是——包括农民工在内，整个产业工人阶层收入会偏低。

　　张德勇：农民工收入低与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紧密相关。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支持城市的发展，农产品、原材料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输送。另外，由于缺乏教育、培训，有些农民工在知识、技术上还存在一些欠缺，也导致其收入偏低。

　　东方早报：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彭光华：从所有的大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靠拉动内需，其中最主要的途径只能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我一直强调，工资是不能强制增长，今年开始推工资协调机制，这是好事。最关键的是两点，一点是劳方能够参与，另一点是双方能够沟通。

　　张德勇：为扭转这一趋势，政府应该积极干预。收入分配，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来达到各方都满意的状态。

　　劳动力成本优势长期维系

　　东方早报：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廉价优势将逐步丧失，企业转移到更低成本地区，这对中国的“世界工厂”前景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彭光华：通过我到东南亚各地的实地考察，冲击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劳工成本优势，一时之间丧失不了，中国的劳动力依然是全世界最“价廉物美”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

　　劳动力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个是劳动意欲、合作意识和劳动技能，这一点世界上很多劳动力资源充足的国家还很缺乏；另一个是劳动力具有两个天然属性，即劳动力的不可储存性和与人身的不可剥离性，这一点中国劳动力也是最优秀的。

　　简单来说，当你将劳动力两个天然属性都看重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去看劳动力的劳动意欲、合作意识，不得不看当地政府的态度、当地的政局稳定性，还有当地工会是否合作，这一切中国都是最好的。

　　我们的成本优势还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冲击存在，我们也应该看到冲击的结果很可能是让这个“世界工厂”提升一个档次而已，不再是原来那种劳动密集、劳动强度高、成本极低的制造了。

　　张德勇：现在还不至于形成冲击，即使现有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很低的。另外一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世界工厂”，还是“世界市场”，在其他国家设厂，还不如在“世界市场”内部设厂更合适，将工厂设在国外，未来还存在诸多贸易方面的问题。

　　东方早报：我们也注意到，加薪会导致生产自动化程度增加以及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可能导致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如何应对这一困难？

　　彭光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扩大生产可以扩大就业，其实不是的。简单来说，扩大生产导致生产自动化，生产自动化肯定会增加工人失业。即使没有加薪，作为一个正常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会有制造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带来大量产业工人失业。

　　解决这些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社会分工的细化，让第三产业吸收从第二产业出来的人。

　　张德勇：我注意到，东部沿海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不高，加薪不会导致大量失业。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有其存在必要性的，不可能因为技术升级就会被马上否定掉。即使失业人口增加，还可以依靠第三产业来吸纳。

　　核心在于劳动监察

　　东方早报：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彭光华：从劳动法学的思路来说，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就在于扩大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比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专门制定了一部有关劳动者待遇提高的法律。

　　我的具体思路是——设定最低标准，包括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条件等，设定最低标准的核心在于劳动监察。所谓最低标准，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去保障实施的，这条红线是不能触碰的。设立最低标准难度并不大，关键是怎么理解、怎么执行，这是政府的义务。还有一个思路，就是鼓励劳资双方讨价还价，建立工资协调机制。

　　张德勇：从税收角度来考虑，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流量之外，还应该通过遗产税、物业税或者房产税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税收之外，财政支出要加大最低生活保障、社保补助等方面的支出。

　　东方早报：企业利润甚至GDP能否划定分配的最低比例？

　　彭光华：这个很难划。我上面提到的最低标准，包括最低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等，通过一个“规则网络”，至少有8部法律——食品安全法、质量检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利法、公司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其中最易忽视的是劳动法——要求企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企业对义务的履行就相当于对企业划定了一个最低的分配比例。

　　张德勇：没有一个比例，也不好划，没法执行。政府最近一直在研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北欧国家高税赋、高福利，但是福利一高就会出现养懒人的情况，经济也就失去活力了，这里面有一个平衡点的问题。

　　六大问题亟待解决

　　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

　　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

　　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