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 |
| 王振耀 |
谈辞职部分原因是受了屠童事件的触动，很多外国朋友告诉我，这类残害幼儿的事件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谈个性坦率地说，我们系统的同事都知道，没有我的那种带有个性化的努力，很多制度是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快的
谈生活开会的时候我在想办法，回家吃饭的时候还在想如何构建救助制度，即使是刷碗的时候我还在想，家里人对我意见很大
谈慈善我的离开不会影响慈善立法的进程，因为立法程序现在已经到了国务院。但也别说没有慈善法，我们就没法干慈善
累
6月21日，现年56岁的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跳槽”了。
在此前半年的时间里，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此后他不是慈善事业的管理者，而是真正的参与者了。
在民政部任职期间，王振耀一直坚持有个性地做事。他推动建立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削了自己的“权”；常常以官员的身份公开回应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问题；他还曾为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前天，王振耀就“跳槽”事件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当司长的时候，打了很多场大战役，非常非常累。卸任司长后，他还愿做中国公益事业的推进器。他说，“我的离开，不是损失”。
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我觉得该出来了
南方日报:在本月上旬的几个活动中，您以司长的身份出席，21日就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变成了原司长。这其中有哪些故事?
王振耀:我只能说做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受了屠童事件的触动。很多外国朋友告诉我，这类残害幼儿的事件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我们现在要行动，而行动不是恶斗，是建设，中国社会需要急速转型，让恶性事件不再发生。当然，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靠加强治安管理可以解决的。在这个时候，北京师范大学和壹基金盛情邀请我，希望我能出任院长，我也就接受了。
南方日报:被邀请出任院长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王振耀:我在体制内工作了几十年，这时候大家希望我出来，我也觉得是时候了，应该出来了。大家看得起我，而我呢，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受宠若惊”，民间组织对于我的盛情，我确实不好拒绝。我也希望有机会利用过去的传统经验，为民间公益提供一些服务。
南方日报:有过思想斗争吗?
王振耀:他们请我过来当院长，中间大概经过了半年时间，期间我也有几次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很快下了决心。我的上级领导表示了一定的挽留，但也支持我的选择，这算是我第二次转型吧。
为救灾我求人，为孤儿我也求人
南方日报:这种从官到民的角色转变，该如何适应?
王振耀:外界的印象肯定是当官员有权，大家都请我吃饭喝酒，现在到学校，就没权了。其实我在体制内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像外界想像的那样生活过。其实我在体制内做的事情，都是求人的事情。从我的成长经历来看，肯定会很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南方日报:您一直在干求人的活?
王振耀:你们不会知道，改变一个具体的程序有多难。为救灾的事情我在求人，为孤儿的事情我也求人，给他们讲过多少孤儿的故事，一遍一遍地重复。包括高龄津贴问题，我也是急得到处说，有时候说得还很不客气。我专门找宁夏的案例去说服沿海地区，你看我每一件工作都是在求人。在部门与部门之间求大家帮忙，也求地方政府帮忙，让他们创新。
南方日报:地方上对于您的“求人”有什么反应呢?
王振耀:我曾对他们说过一句话，我是天天拿着放大镜在看地方官员的优点和贡献。有个县委书记听完，激动地当场站起来，眼中含着泪说，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这么说话的司级官员，普通官员都不这么说，他们都说我们素质低。而我告诉他，我是在求你们，包括城乡低保问题，我也在求你们，拿钱给贫困人员和低保人员。想起他们的贫困故事，太心酸。
南方日报:怎样做才能从此不求人?
王振耀:我改变了很多传统的东西，比如说解决救灾款问题，制定四级应急响应机制，我就把自己司长的权力剥夺了。标准是透明的，规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72小时中央的钱就到地方。我做了这些改动，就不用再求人了，大家顶多就是感情上的联络，因为从规则上我就把它给变了。
捐500块钱，弄得北京市很震动
南方日报:外界一直说您的工作作风很有特色，怎么理解?
王振耀:我在体制内这么多年也说了一些有个性的话。有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我说中央政府部门的普通公务员案头能改进一小步，中华民族就能前进一大步。我这说的是行政程序和行政标准调整的重要性，千万不要停留在坐而论道，空泛地讲大道理上。
南方日报:您是怎样做到“前进一小步”的?
王振耀:你可能听说过为了个人捐赠免税的落实问题，我捐500块钱的故事。2005年开慈善大会，我就说作为案例我现场掏出500块钱，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从这一刻开始计时，到拿到收据，你们算算要多少程序、多少时间。后来发现要两个月，经过10道程序，才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于是当天报纸都公布了，弄得北京市都很震动。
南方日报:那么“前进一大步”如何体现?
王振耀:捐款事件之后，北京市税务局很快就改正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月捐款，下个月就能拿到收据。但是在外地，如果个人捐赠了，我还没听过哪一个省哪一个城市有这么利索的程序。目前的个人捐赠免税，全国只有北京做得最好。
今年56岁了，人生需要重新定位
南方日报:古话说“学而优则仕”，您是博士，又获得国外名校硕士学位，现在“学而优”却不当“仕”了。
王振耀:我周围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类似的看法。我看国外很多官员到一定时候都要做一些新的选择，甚至有一些级别比我高得多的官员都在这样做。而我今年56岁了，现在我的人生需要重新选择，重新定位，这个时候做民间的公益慈善事业对我更合适一些。
南方日报:重新选择是否意味着后悔以前的选择?
王振耀:在机关工作几十年，是我人生最骄傲的事，我运用了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对中国几件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坦率地说，我们系统的同事都知道，没有我的那种带有个性化的努力，很多制度是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快的。
我的工作状态让家人意见很大
南方日报:现在卸下了司长的担子，怎么总结自己以往的工作?
王振耀:我已经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也承认自己有一些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但有一个错误我是没有犯过的———偷懒。在民政部这20多年，包括之前我在部队服役、做政策研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偷过懒。我也许办错过事情，但主观上始终想着用我的权力为老百姓做事。真的非常累，一个制度的创新，一个制度的改变，投入的精力远远大于简单地实行。
南方日报:在记忆中，哪些累是刻骨铭心的?
王振耀:有一个实例，仅仅一个城市低保问题，我要求几个月内在全国各个城市密集发布通知，所有符合低保条件的下岗职工的相关政策全部落实。那是一个大战役，非常非常累。接着是农村问题，大家开始意见不统一，所以我绞尽脑汁，非得想出一个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
南方日报:您这样的工作状态会影响到平时的生活吗?
王振耀:开会的时候我在想办法，工作的时候在找资料，回家吃饭的时候还在想如何构建救助制度，即使是刷碗的时候我还在想。家里人对我意见很大，觉得我太严肃了。但我有公职在身，这些事又是放不下的。
他们对我说，也没见别人这样呀，我说这可能就是我的性格。确实太累，于是我觉得应该换一种生活方式。
没考虑过级别和待遇的变化
南方日报:您有没有想过，管理一个院和管理一个司是不同的。
王振耀:当然，一个司所能做的是有边界的。我当司长10多年了，主持工作也10多年了，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像我这样资历的老司长也不算太多。但对公益研究院来说就不一样了，研究院是有大边界的，但它又是一个创新型的研究院，中国社会还没有这样的模式可以参照，所以我也有很大的压力，需要和大家共同思考和探索。我相信当这个院长更有挑战性，也更有意义。
南方日报:当院长有级别吗?
王振耀:北师大给我的级别就是教授、二级，没有原来司长的行政级别了，仅仅只是一个前司长。
南方日报:待遇呢?差距大不大?
王振耀:待遇是不同的，有些方面不如原来做司长时的待遇好。
南方日报:没有级别，待遇没原来好，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王振耀:我是这样考虑的，那么多教授都能在教学岗位上干得很好，在他们面前，我还有什么可攀比的呢?不该再留恋过去的级别和待遇，太在意那些也不可能好好地为公益服务。在我当院长的期间，如果能像推进器一样，把整个中国的公益事业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景。
我的离开不影响慈善立法进程
南方日报:您一直致力于推动慈善立法，现在您离开了民政部，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损失?
王振耀:我的离开不会影响慈善立法的进程，因为慈善立法现在已经到了国务院，到了法制局程序，民政部的程序已经完成了。而且到了民间社会以后，可能我对于慈善立法问题更容易发表一些看法，更容易和学者、立法工作者一起进行一些积极的探索。
南方日报:那么在立法没有最终完成以前，公益组织的工作又少了您这样一位有力支持者了?
王振耀:我认为公益组织、NGO要善于利用现在的政策，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而现在的政策空间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分利用现行框架和现行体制、政策，让它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慈善法能按照大家的意愿尽早通过，会有很大的促进。但也别说没有慈善法，我们就没法干慈善。我们还有多种推进慈善的途径和办法。即使有一些不健全的程序，现行的政府和民间的互动模式其实也是很好的。也许要我们积极去推进这种模式，让它能更健康地发展。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杨春
做院长第一天倡议富人捐款
南方日报:在您就任院长第一天，就有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研究院有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培养慈善人才，但是善能够培养吗?爱能够培养吗?
王振耀: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现代国家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生来就不是恶人，这些国家法制的前提就是这样。而我们很多人对社会本位的理念还比较缺乏。培养慈善人才，就是要发掘、规范、调整这样的理念。
南方日报:所以您在出任院长的第一天就号召富人捐款?
王振耀:我是倡议5.5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人每年的捐款定为100万元，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