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哥”向民众咆哮有其观念根源

　　“咆哮哥”向民众咆哮有其观念根源

　　杨于泽

　　一位广州市民受小区数千群众之托，6月17日到广州市政府法制办办理行政复议申请，工作人员以“11点半后不受理案件”为由拒绝受理，另一位公务员则出来向办事市民咆哮。现在该公务员已被调离原岗，但该办某副主任近日把此事定义为“偶发事件”，理由是，“咆哮哥”从业时间短，是在听到办事大厅发生口角后才出来咆哮的，此前也没有收到群众对他的投诉。

　　如果说“咆哮哥”的咆哮使民众气短的话，有关负责人的解释则基本上是为“咆哮哥”开脱，其中暗含着某种逻辑。“从业时间短”的公务员，似乎是公务员咆哮的首要理由。办事市民在“争吵”，所以公务员出来咆哮就顺理成章。此前没有群众投诉他，这也成了公务员咆哮的资本。这真是，欲说咆哮合理，何患无辞？

　　有关负责人另一未言之言，是认为，“咆哮哥”咆哮纯属个人行为。环顾世界，大概各国也不缺从业时间短的公务员，但向民众咆哮如果不是我们的特产，也以我们这里为盛。对此我们形象地描述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公务员向民众咆哮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文化氛围、体制土壤的产儿，让我们得窥窗口之内，领略公务员群体“气质”。

　　“咆哮哥”并非从业时间短，尚未入道，或者是政府机关里的一个异数。根据报道，那个办事市民坚持认为，在国家规定公务员中午12时下班前，国家机关应该受理市民办事申请。“咆哮哥”出场，是来为同事解围的，类似于“火力支援”，想维护集体的尊严。后来，一名公务员威胁市民“再闹叫保安”，而“咆哮哥”则言“叫什么保安，叫警察”。看！好一幅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画面，大家分明共享着某种文化和气质。

　　这种文化和气质到底是什么？“咆哮哥”在咆哮过程中，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一是政府与人民是授受关系，民众无权对机关“内部规定”提出异议；二是对于敢跟公务员较真的人，他们可以叫警察来实施强制。这怕既有世界观，又有价值观，有着他们对权力与人民关系的现实主义定位。

　　有关负责人表态，今后要加强公务员培训，就是说，他们打算以后不咆哮了。公务员停止咆哮，是可以做到的。但他们提前半小时停止对外办事，有的地方规定公务员每天只工作7小时，有些机关干脆让门卫拒办事民众于大门外。一切由乎“内部规定”，国家主人无缘置喙。民众观感，比“被咆哮”更无奈。

　　有关方面应当弄清楚，民众的真正诉求是什么。咆哮固然可恶，但民众真正要的，是对政府事务的发言权、监督权。政府应该而且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停止咆哮，而且要将公仆地位通过制度变现。制度胜于雄辩，也胜于教育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