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济学的本来目标

　　经济学作为致用之学，本该在探求如何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同时，兼顾人对尊严和幸福的希冀。但我们从经济学术语（如专业化、交换、供求、成本、竞争、货币、增长等）中可以发现，经济学在获得如同力学般严谨的逻辑的同时，却给人冷峻的感觉。经济学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丢失了对人的关怀和对幸福的追求呢？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古典时期，经济学本来在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之间是存在一个契合点的，即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自利性选择有一个经济伦理的约束，这便是后来帕累托改进条件所要求的不损人前提下的利己。可是经济学本身承担的最大化利益的学科任务，以及不断引入数学工具和抽象逻辑演绎的分析方法，使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工具理性占上风的学科，朝着“中性”的、非价值判断的、“非道德”选择的趋势发展。

　　找回劳动要素的主体性意识

　　主流经济学注重分析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希望在要素生产率与对GDP总量的贡献率分析中，找到产业进步和GDP快速增长的捷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经济学分析发现资本是贡献率最高的生产要素，而资本增长所带动的机器生产方式，使整个社会的要素生产效率都得到了显著提高。所以，在工业化初期，资本常常因对财富增长的贡献率最高而处于被关注的首要位置。

　　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在经济学视野里，劳动只是用来完成与资本、土地、原材料等要素的生产函数组合，劳动本身不具有主体性意识。至于拥有这个要素的主体——劳动者，即使被配置在一个扭曲的市场交易环境中，也不会被关注到。主流经济学追求的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沿海的物流成本低，工厂便设置在沿海，至于给离乡背井的劳动者带来怎样的精神痛苦则不在其考虑之中。这其中的劳动异化虽然也会被学术界谈及，但常常是非主流经济学的呼喊。

　　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物质资本贡献率的首要位置开始有让位于科技和人力资本的趋势，这是主流经济学学科任务转型的一个主要节点。敏感的经济学家也对生产函数式中的资本贡献率下降、劳动要素贡献率上升的现象予以关注。例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就已经认识到在资本有所过剩的美国后工业化社会，劳动要素尤其是其中的科技和现代人性化管理的要素贡献率，是不断上升的一个必然趋势与规律。然而，我们却看到，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的却是如何使科技和教育作为要素投入使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是将这些看成一个新函数方程的表现而已，对于其后面同样产生的异化现象的考察任务还是让非主流经济学去承担。

　　主流经济学只看到科技与教育作为附着在劳动力和产业管理上的要素特征，可以改善整个产业的生产函数产出效率，却不关心生产函数改变后，为适应这种改变给人所带来的要素成本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被异化的痛苦指数。事实上随着分工发展，现代教育体系也在内部结构和分工链条上发展，使得人们必须接受教育时间和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样的发展趋势给整个社会带来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低收入阶层面对教育成本不断攀升的无奈与痛苦。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从效率出发，以效用替代价值分析，到边际分析方法取得统治地位，经济学的工具理性逐渐冲淡了价值理性的分析传统，对幸福命题的分析目标也背离得很远了。如果说在斯密的《国富论》中，获得效率的最终目的还是最大化人的幸福，那么后来经济学主流分析工具化以及效率实现后的财富分配，都可以与价值理性的分析分离开，GDP的增长对于幸福指数的影响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更是被看做两个关联性有限的问题了。

　　尽管从方法论角度看，主流经济学也包含了实证和规范两种分析手段，然而为了更加具有科学性，主流经济学虽然不像物理学、生物学那样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获得用于检验理论假说的经验性数据，但也运用计量和现实经济经验数据来为理论模型的真伪提供有效的验证，所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依赖计量分析和统计材料的计算，经济学家往往只有在对分析结论需要考虑行动方案和政策建议时，才会提出一些规范性的思路。规范分析在经济学当中的位置渐渐被淡化了。

　　拓展主流经济学方法　重建迷失的价值论

　　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实证分析的道路上放弃了对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专业地去研究效率了。所以，对幸福的研究任务，自然落到了非主流学派的身上。可以看到，非主流学派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主流学派的不足进行了弥补。

　　第一，用规范分析来弥补主流经济学单纯追求效率目标的思维方式之不足。一个实证分析的结论，或许用数字说明了某种资源配置方式是财富快速增长的途径，但从规范分析的角度来看，则有可能不同集团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是存在分歧的。在分歧之中只有通过利益博弈的公共选择实现新的资源组合，而实现的也许不是使财富最快速增长的组合，却可能是社会幸福指数较高的组合或一部分弱势人群痛苦指数得到有效降低的组合。例如，一块市区的土地，是用于地产商业开发，还是用于修建公共学校，常常就会在GDP产出与社会幸福指数之间产生差异。

　　第二，用取自于集体理性的公共选择来弥补从个人理性出发的理性人选择之不足。公共选择虽然主要由政府来供给，但现代政府组织理念则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公共选择，来将纷繁复杂多样化追求的个人理性集合成集体理性的产物，并非是专制决策的结果。由于个人理性不能自动集合成集体理性，所以依赖于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也只能在微观层面有价值，在宏观层面的个人理性导致的行为不一定导致自发性秩序，而可能是合成谬误。作为在微观经济领域卓有成效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在宏观领域和公共领域显得缺乏解释力和分析力。每个独立的要素主体在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在需要考虑协同效应和合成利益时，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契合点存在。

　　第三，利用拓展经济学研究视野和包容性来弥补主流经济学之不足。尽管在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阶段，追求财富增长的压力很大，但经济学似乎可以容许更大的分析视野，例如多个学派并立，在有人关注效率的同时，另一部分借助经济学的价值讨论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分野，本来就是不同社会主流价值和非主流价值取向的一个映照。在处于物质匮乏的人类早期阶段，注重物质的快速增长的价值取向容易压倒人的幸福指数增长的价值取向，把提高效率作为第一选择的经济学自然会成为主流学派。但是，随着社会主要价值认识的转移，更加注重人在经济生活和生产体系中幸福、快乐感受的价值观，也会上升到主流，强调人的发展和幸福的经济学研究，也可以和效率优先经济学比肩存在。

　　第四，公共经济学的视野。由于主流经济学从个人与厂商的行为分析开始，所以经济学从个人理性来研究问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实经济学的方法可以通用到其他层面的理性行为分析上，在以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为代表的集体理性基础上进行的分析，用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边际选择和博弈对抗等通用性方法，可以将经济学由私人理性层面拓展到集体理性层面，解释一种经济行为的选择，在给一些人群带来利益的同时，是否会对另外一些人群带来利益的损失。因此，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以私人理性为出发点的“传统视角”经济学，另一个是以集体理性为出发点的公共经济学，这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公共经济生活的有效组织，特别是在关注人的发展和幸福的经济活动与资源分配方面，是不同于只考虑个人理性的传统理论的视角与分析逻辑的。公共经济往往出自于公共选择逻辑的思维范畴，在考查对个人理性是否有碍于公共利益和集体理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个人理性选择的合理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