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西安事变遗书曝光 曾口述“与妻书”(图)

西安事变次日，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信，要他“为国珍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作者：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西安事变”中写下遗书

　　1936年12月12日，驻扎在中国西北，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拘捕了前去督战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多名高级官员。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出现两种主张：武力讨伐与和平处置。在下令剥夺张学良的各项职务后，国民政府发布了两项人事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升任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队的指挥和调动；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

　　12月16日，何应钦出任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对西安方面的军事讨伐。孔祥熙则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共同谴责张、杨，向他们施压。

　　托张学良亲信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立即赶回南京，恳求国民党中央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她反复说明，她不只是从营救丈夫的私意出发，更是从国家利益考虑——一旦进行军事讨伐，不仅蒋介石的生命将陷于危险，西安百姓也将遭受战火之灾。

　　宋美龄急切希望能去看望丈夫，但在事变之初不可能如愿。她不得不请出一个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良好关系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作为信使赴西安。端纳带了两封信，一封是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局，从公、私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

　　另一封则是宋美龄写给丈夫蒋介石的：

　　“夫君爱鉴：

　　昨日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

　　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力)着想。即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吾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

　　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

　　请兄亦祈求主宰，赐予安慰。为国珍重为祷！

　　临书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

　　敬祝

　　康健！

　　妻 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宋美龄了解蒋介石的脾气，此信主要是为了安慰蒋介石。至于信中说蒋介石一贯主张抗日，其实是写给张学良和杨虎城看的。

　　蒋介石口述“与妻书”

　　1936年12月14日，端纳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宋美龄的信后甚为感动。得知宋美龄要来西安，蒋介石告诉端纳，不要让她来此险境。端纳随即复电宋美龄。当蒋介石看到端纳拟好的电文开头所写的“蒋夫人转电已悉”时，泪如雨下。

　　随端纳一起到达西安的黄埔同学会总干事、新生活运动总干事黄仁霖，直到12月16日，才得到张学良的允许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见到黄仁霖后，立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信。他又怕信会被张学良扣留，便将内容向黄仁霖念了两遍，让黄背下，回到南京后口述给宋美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即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果然，张学良扣留了此信。他也没有让黄仁霖回南京。因为蒋介石叮嘱“余妻切勿来陕”，而张学良则希望宋美龄到西安来调解。

　　12月20日，绝望中的蒋介石做好了最坏打算，写了3封遗书，分别致妻子宋美龄、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以及告全国同胞。

　　在致宋美龄的遗嘱中写道：

　　“贤妻爱鉴：

　　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在致儿子的遗嘱中写道：

　　“又嘱经、纬两儿：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

　　父　十二月二十日”

　　致全国同胞的遗嘱中写道：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宋美龄“来陕共生死”

　　宋美龄“来陕共生死”

　　宋美龄担心，一旦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战事爆发，张、杨会挟持蒋介石离开陕西。因此，她打定主意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2月20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赴西安，劝导张学良和平解决事变。他还带去了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蒋介石看到这里，不觉呜咽，说不出话来。

　　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的陪同下飞赴西安。囚禁中的蒋介石见到宋美龄时，大为感动。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惊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

　　蒋介石向宋美龄讲了事变经过，也讲了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未做任何承诺的情况，还要求宋美龄也不要与张、杨二人签订任何文件。宋美龄同意，并再次表示愿与他共生死。

　　随后，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多次谈判，对张、杨两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原则上给予承诺。尽管宋美龄、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达成了协议，但蒋介石不同意任何书面承诺。对于让蒋不签字但口头答应某些条件就离开西安，杨虎城坚决反对。考虑到当时的西安城由杨虎城的第17路军把守，张学良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宋美龄与端纳先行飞赴洛阳，而蒋介石乔装混在士兵中，乘汽车出西安，先到张学良的东北军兵营，再由东北军派车送到洛阳。

　　宋美龄回绝了这一方案：“委员长决不肯化装。倘彼不能公开乘飞机离陕，余必同留此殉难，决不愿离此一步也。倘彼因中央军开始攻击而殉国，余决不愿独生也。”

　　12月25日，张学良采用一边安排蒋介石去机场，一边知会杨虎城的方式，陪同蒋介石夫妇上了飞机。“西安事变”至此得以和平解决。

　　到达南京后，张学良当即被蒋介石扣留，此后被长期软禁，直到1995年才重获“自由”、前往美国定居。2001年，101岁的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1937年，杨虎城被蒋介石逼迫出国考察。到国外后不久，杨虎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949年，国民党兵败溃逃时，杨虎城被蒋介石秘密派遣的军统特务在重庆杀害了，时年56岁。

　　指导宋美龄“国会演讲”

　　电函指导“夫人外交”

　　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赴美国治疗皮肤病荨(音同寻)麻疹。蒋介石托付宋美龄对美外交任务。1942年11月16日，他亲自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内子非仅为中(蒋中正自我简称)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交谈，有如对中之面馨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之私交，及扩大我两大民国之睦谊也。”

　　10天后，宋美龄抵达美国。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代表总统到机场迎接。在随后的半年内，蒋介石和宋美龄保持着密切的电函往来。

　　指导“国会演讲”

　　宋美龄到美国后，发觉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报道甚少。1943年1月，她向蒋介石汇报说：“妹此间对中国战事消息报载所见极鲜，不若在国内想象之多。”于是，她决定在美国积极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让美方了解中国军民英勇作战的艰苦情况。“他人不便说者，我不但透彻申述，反令人敬仰我等宗旨之高尚纯粹也。”2月9日，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她将于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后将赴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演讲，希望他对演讲内容作指示。蒋介石获悉后，两天内连发3封电文，指导宋美龄如何演讲。他在2月12日的第一封信中说：

　　“蒋夫人：

　　对美国会讲演，照来电所述之意甚妥。此外应注重各点，略述如下：

　　一、中、美两国传统友义(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

　　二、代表中国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

　　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必须太平洋东西两大国家之中、美两国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合作……

　　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务……

　　五、中美两国乃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将来太平洋能否永久和平……其责任则全在吾辈，即此一时代两国国民共同之肩上也。”

　　2月13日，蒋介石又发电指导说：

　　“蒋夫人：

　　关于对国会演说之意，除昨电数点之外，再另有数点可作参考：

　　一、美国会对于中美平等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之议案，于十一日一致通过，表示此为中、美两国友爱之基础，无任感慰之意，此点应否提及，请再斟酌。

　　二、深信华盛顿总统今日如尚在世，则其必主张美国须与东方被压迫之民族共同奋斗。又如林肯总统如果生于今日，亦必如今日罗斯福总统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此乃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而我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也。如何？请教之。”

　　同一天，蒋介石追加了一封信：

　　“蒋夫人：

　　对国会讲演，语意切不可使听者觉有训斥之感，亦不宜有请求之意……其次，应使听众能移其目光，留心于太平洋问题之重要。再次，认定日本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人，非根本打倒不可。再次，战后亚洲经济地位之重要，若不准备大量开发亚洲，尤其是中国之资源，则战时之机器与资本及技术将无所施用，必致废弃。若能以中国之物资与美国之机器，以中国之人力与美国之资本配合，则中、美两国百年内之经济皆无虑其缺乏……”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取得巨大成功。美国总统夫人、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全体参议院及其他美国政要济济一堂，议员席和旁听席座无虚席。宋美龄的演讲不时被掌声打断，有时掌声长达五分钟之久。演讲结束后，一位议员对记者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宋美龄几乎让我们落泪。”这对中国争取美国各界了解、同情、支援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争取500架飞机

　　1943年2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不肯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深感不悦。他致电正在美国治病的宋美龄：“蒋夫人：兄致罗总统函意之电，乃我国在日(目)前维持战场最低之要求，亦是极少之数量。未知其政府为何连此极少而可能之物品不肯作切实之答应，令我军民皆莫名其妙。阿诺尔对此尚未能解决。故彼此来，兄认为并无结果。有便与当局婉言之。彼对陈纳德(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只增加重轰炸机卅六架，兄以为不能发生作用也。”

　　宋美龄随即就支援中国战斗机一事，与美国官员周旋。很快，她复电蒋介石：“美决即运华轰炸机三十五架，业已开行。几次续运三十五架，秋初再运二百六十架。妹拟请罗斯福……提早从速供给应用。兄需要五百架亦当设法转告……昆明、桂林及附近机场(跑道)长度不足，每处须加长二千五百公尺，否则大飞机不得降落。盼即饬办，以免再以此藉口。”

　　但这离中国战场实际需要的飞机数量相去甚远。1943年3月14日，蒋介石致电同在美国的宋子文并宋美龄：“罗(斯福)总统原电谅达。其中所称补足陈纳德部飞机五百架，而对中国空军仅以战斗机与轻轰炸机若干队，且未明言机数……余所指五百架飞机，专为补充中国空军在前方维持五百架飞机之战斗力，而非指美空军陈纳德将军所部之飞机数量也。”

　　宋美龄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几经交涉，终于使美方允诺向中国提供300架飞机。5月24日，她电告蒋介石：“顷据毛邦初(中国空军在美负责人)报告：美方决定贷给我A24机一百五十架，由四月份起在美交货；P40N1机一百五十架，由五月份起交货。以上两项均定于十二月底交完。”

　　谋求四大国地位

　　当时，对于战后美、英等国对中国的地位和利益究竟如何安排，宋美龄是忧心的。1942年12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说：“妹恐战后英、美、俄又将忙于己身利益，将置我国于不顾。”

　　1943年1月，蒋介石回电宋美龄，要她在美积极宣扬中美友谊。“自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来，此百年间，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几被世上每一国家所剥夺，惟有美国对中国不但无侵略我领土之行动，而且时时领导各国表现其恢复中国主权之事实……殊非任何各国关系之所可比拟也。”

　　对战后中国地位，盟国之间有分歧，美国主张将中国列入四强之一，但英国反对。蒋介石对此了然于心。宋美龄体察蒋介石的心意，1943年5月24日，她致电蒋介石，汇报了几个月来驳斥英国的努力：“日前丘吉尔向全世界广播演说(指3月21日丘吉尔以“先欧后亚”为主旨的广播演说)，建议战后由英、美、俄总揽一切，完全将中国摒弃门外。妹认为实有加答复之必要，以免丘吉尔以为我之可欺，而加紧排斥我国之工作。且因心理、时间关系，乃即于(三月)二十二日晚芝加哥演词中加以巧妙之反驳。”

　　宋美龄抨击丘吉尔贬抑中国国际地位的演讲，赢得了美国政要的支持。美国国会民主党领袖麦克卡麦克批评丘吉尔：“我们不能存有击败日本为次要之观念。中国必须出席和平会议，应有他合理的地位，并非为一被救之儿童。中国为四强之一，应决定将来之和平会议。”在中、美两国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改变立场。其外交大臣艾登一改丘吉尔绝口不提中国的论调，首次称中国必为四强之一。

　　引退溪口的背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又陷入了内战。1948年冬，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与人民解放军的决战中，败局已定。1948年底，对美援抱着一线希望的宋美龄，远赴美国，试图寻求支持。

　　早在1948年6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政府报告，认为不必继续对华援助。当年10月，他又建议让蒋介石退休。12月，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有关人士提出与中共和谈并让蒋下野的主张。

　　司徒雷登的这些举动，让蒋介石大为恼火。1948年12月23日，他发电报给正在美国的宋美龄说：“其政府(指美国政府)虽一再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其大使(指司徒雷登)在华言行，实已干涉我内政，而且无异促我下野。可痛之至！”

　　蒋介石没想到，他的妻子此时在美国也备受煎熬。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访美曾受到热烈欢迎。但这一次，她四处碰壁。她原本希望通过与她熟识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向美国总统杜鲁门疏通，但却遭遇冷眼。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关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中共方面表示愿意和谈，但条件是蒋介石下台。在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要求蒋下野，以便与中共和谈。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当天，蒋介石抵达杭州，次日回到家乡奉化溪口。

　　同一天，宋美龄从美国致电蒋介石：“报载：兄已于马日(21日)返乡小住。对兄之健康与安全，妹万分忧急……妹已另电经国，请兄日内同来加拿大。妹当在加拿大候兄，会商一切。”

　　次日，宋美龄又致电蒋介石，继续劝蒋外出：“兄此次返乡休息，深思之后，颇觉安慰。盖兄为国服务已二十载，从未有适当休养，朝夕辛劳，爱国之忱中外皆知……年来欧美之军事、实业建设、科学日臻猛进……兄可乘此时机外出一行，以广耳目，藉以充实精力。”

　　1月24日，蒋介石复电宋美龄：“乡间甚安。兄决在乡静养，暂不他往。”

　　宋美龄建议蒋介石离国出洋，固然是对蒋介石的关切，希望他能休养身体，开阔眼界。但这未免有点天真。她没有意识到国内政局的复杂和微妙：一方面，蒋介石引退后，暗中仍在决策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和重整党政军队伍的大计，此时不可能离开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外的反蒋势力，最希望蒋介石出国，以斩断他和国民党军政势力的联系。1949年3月12日，在时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授意下，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文章。不久，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张治中后，先声夺人：“你们的来意是要我出国，报纸已经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

　　1949年，蒋介石还忙于指挥从大陆撤退。宋美龄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之后，于1950年1月离美赴台，和已到台湾的蒋介石会合。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