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6月21日下午两点，烈日贪婪地烘烤着中原大地，地面温度达到37摄氏度。河南省开封县杜良中心敬老院门前，七八个老人坐在阴凉处纳凉。其中几个老人在打牌，想很久才出一张牌，似乎这样能够更快打发掉这段难熬的时光。
燥热的天气，并没有影响这座敬老院的宁静。然而，在两个月以前，一个叫金龙的聋哑老人的死亡，让这个只有50多人的敬老院陡生波澜。
打工老人
“我叔不是在敬老院吗？怎么会出去打工，还死在工地上了呢？”4月8日晚上，金冬立接到叔叔金龙的死讯。两个多月来，一连串的疑问一直困扰着他，至今，真相对他来说仍是扑朔迷离。
在开封县杜良中心敬老院，与金龙一同外出打工的还有6位老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58岁的金龙，最大的已超过70岁。
安才良是打工的老人之一。他回忆，他们是在3月中旬去秦皇岛打工的，那时刚出正月。这个时间段，是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的高峰期。
安才良告诉记者，出发前，工头曾告诉老人们“谁想去谁去，不想去的就不去”。敬老院有些老人“报了名又不去了”。
60多岁的安才良，报了名，且坚持去了。出发那天，他和其他几个老人都带着被褥，而金龙只穿了一件棉袄就跟着大伙儿走了。安才良也说不清楚，是谁叫上“哑巴”（金龙）的。另一个打工的老人也表示，不知道是谁叫金龙去的。
7位老人在秦皇岛从事的工作是为大秦铁路（大同—秦皇岛）更换铁路路轨。
孙国忠是7位打工老人里年龄较长者，已年过70。他告诉记者，年纪大了，干不动重体力活，搬不动铁轨。他们只是按照规定，调整铁轨之间的距离，用他的话说就是“撞轨”：把绳子拴在一个特定的仪器上，10个人拉着绳子，把这个仪器撞向铁轨，迫使铁轨移动，从而达到调节铁轨间距的目的。
“有的时候撞五六下就好了，有的时候得多撞几下。”孙国忠说，他们的工作并不累。
老人们的工作内容，除了“撞轨”以外，在吊车起吊铁轨时，他们也会帮忙扶一下。在安才良看来，这些都不需要付出太多体力，因此“不是很累”。
虽然不累，这些工作还是枯燥的。老人们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上班，“刮风下雨也去”。早饭过后，他们等着坐班车，把他们送到几里或者几十里之外的工地上。接着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工人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很多人都不认识，到我们走了，都还不知道人家叫啥。”安才良说。
晚上下班，他们回到期盼的宿舍——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工棚建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地上满是羊粪，持续地散发着臭味。安才良说，周边有很多这样的羊圈，主人把羊赶出去，然后租给工地建工棚。
老人们没有床，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再铺个褥子，躺在上面也能睡得着，尽管这里没有敬老院的床舒适。“我们人多挤着睡，不觉得冷。”安才良说，金龙没有带褥子来，工头还给了他铺盖。为此，他认为工头是个好人。但是几位老人谁也没有想到金龙倒在了工头的工地旁。
金龙之死
“死”这个字眼对于有些老人来说是忌讳。提起金龙的死，70多岁的孙国忠说：“我们几个，数哑巴最小，他才58岁，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先……”孙叹了口气。
在7位打工的老人中，除了金龙，还有另外一名聋哑老人。工作时，孙国忠和安才良与金龙同在一组，因此两个老人对金龙的照顾相对多些。“我们3个从来不分，怕他不会说话，别人欺负他。”安才良说，“一瞅不着他，我们就赶紧找他。”
金龙喜欢吸烟，有支气管炎。安才良曾经比划着手势劝他不要吸烟，他认为金龙看得懂他的意思，可是却没听他的劝。
与金龙无声的交流一直持续到4月8日中午。那天中午下班，工人们翻过山坡搭乘班车去吃午饭。工人多，而车上的座位少。跑在前面的人，就能抢到座位。金龙跑在前，安才良在后面跟着。忽然，金龙跪在了地上，左手撑着地，想站起来，但没站起来。两个人架起金龙，只见他嘴里吐着沫沫。
孙国忠说，人们把金龙抬进车里，送到一里开外的抚宁县深河乡卫生院。一到卫生院，几个老人就赶紧找大夫。大夫让他们把病人带进来，老人们认为金龙病得挺重，不能下车，让他去外面看看。那个叫王宾的大夫在提供给开封县民政局的证明中写道：“我就到车上看了病人，检查时，患者已经没有呼吸、心跳停止、双侧瞳孔散大，我认定患者已经死亡。我对工人说：‘人已经死亡，你们抬回去吧。’”
安才良告诉记者，金龙出事后，他们还继续工作。过了两天，才回到家乡。算起来，他在秦皇岛待了大概20天。一天40元的工钱，他们至今也没拿到。
金龙的侄子金冬立说：“每隔十天半个月叔叔都会回趟家，我们给他些零花钱。”
从家到敬老院有10公里的路程，金龙每次都骑着三轮车往返。金冬立说，叔叔虽然天生聋哑，但智商没有问题。
金冬立的妻子田枝梅告诉记者，爷爷奶奶死后，从2007年，一直单身的聋哑叔叔就跟着他们过，直到2008年10月，开封县在杜良镇设了敬老院。今年春节，他们还把叔叔接回家过节。春节后，叔叔回到敬老院就再也没回来过。“这么久没回来，我们也想去敬老院问问，但还没来得及问，他就不在了。”
金龙的死因，至今尚不明确，尸体仍停放在秦皇岛抚宁县殡仪馆。金冬立说，知道叔叔死亡的真相，他才会火化安葬叔叔。
探究死因
4月8日，杜良镇民政所所长张振鹏接到工头从秦皇岛打来的电话：“金哑巴出事了，怎么办？”张振鹏听了怒斥道：“你把活人从我这带走，弄个死人回来。咋办？找家属，看咋解决。”
接到消息后，张振鹏辗转将此噩耗传递给了金冬立。带着一连串的疑问，第二天，金冬立到杜良中心敬老院，张振鹏接待了他。他要求弄明白叔叔是怎么死的。张振鹏打电话给工头，让他赶紧回开封。4月10日，工头带着一位詹姓老人回来解释情况。但这些解释不能让金冬立还原叔叔生前打工的情况。
当天，金冬立的哥哥金永生就同工头返回秦皇岛，他没想到，金龙生前工作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糟糕”。
金永生探访了几个老人，有老人向他抱怨，刚开始不适应秦皇岛的气候，有的老人得了感冒，他们说想回来，却没人给他们出路费。
金永生告诉记者，这次去秦皇岛，起初“工头和几个老人都承认这次打工是敬老院组织的”。可是后来，他们都不承认了。他再去找那几个老人，他们也不太敢说话。在金永生看来，老人们后来说的话都是“敬老院交待过的”。
记者见到安才良，尚未问他是谁组织去打工的，他就先解释：“不是敬老院组织的。”有时回答记者提问，他也一脸为难：“这让我咋说呢？”
开封县民政局局长王国亮说，老人是私自出去打工的，敬老院不知道，当时“院长到县里拿医保本，不在敬老院”。王国亮说，工头和敬老院的一个老人是亲戚，于是这几个老人跟着工头打工去了。
开封县民政局退伍办一位王姓主任说，老人出去以后，敬老院通过村委会找到老人家属询问情况。但是金龙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那天正在医院做心脏手术，于是派人去金家问金龙在不在家。
金冬立说，从来没有人到他家打听过叔叔的情况，直到人死了才通知他。田枝梅告诉记者：“我们后来与民政部门交涉，多次问他们，为啥我叔不在敬老院了，也没有人通知一声？他们都不说话。”
金冬立说：“如果是他们私自出去，院方为什么在7名老人同时离院时间那么长的情况下，不通知家属，不报失踪？这难道不是他们的失职吗？”
张振鹏却告诉记者，老人离开敬老院时，当时只有聘请的副院长耿振芳知道，但他没能阻拦住7个老人，因此事，耿振芳被辞退了。张振鹏也因此事写了检讨，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神秘工头
对于敬老院老人外出打工一事，张振鹏说，这是不允许的。以前，工头就跟张振鹏说过带老人去打工的事情，“被我阻止了”。张说，他和工头只通过电话，彼此并不认识。他只知道工头姓赵，都叫他“老赵”。去打工的老人也都称工头为“老赵”，不知其名。
金龙的侄子金永生曾和工头一同去秦皇岛探究叔叔的死因。他甚至也不知道工头的名字，像别人一样称呼他为“老赵”。金永生说，他和老赵一路上交流得还不错，老赵说他去年还带开封县八里湾镇敬老院的老人打过工，也是干的铁路上的活。这一点在安才良那得到了印证，他也听说过此事。
聊天中，金永生知道老赵就是本县曲兴镇苗营村人。老赵还告诉金，他曾在苗营村当过七八年的村主任。
依据这些线索，金永生去苗营村找老赵。在村民的带领下，到了赵家，结果却找错了人家。这不是工头老赵家，是工头的哥哥赵文亮家，要找的人不在家。
赵文亮的媳妇知情后不依不饶，非得找工头老赵算账：“出了事，他说是村主任，往他亲兄弟身上栽赃，他为什么不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死人家属跑来讨债，不晦气吗？”
事实上，赵文亮在村里当了十来年的村主任，他和弟弟虽住前后院，但已多年没有往来。“俺俩从来不说话。”赵文亮说。
村民说工头叫赵富松（音），他们都知道敬老院老人死在赵富松工地上的事。对于赵的人品，村民不愿多做评价。
这个与兄弟不和的赵富松在老人安才良看来是个“好人”，不仅仅因为他给金龙一套被褥，安才良认为他的好还体现在，金龙出事以后，赵富松嘱咐老人们：“别说你们是敬老院的，这样能给金哑巴多赔俩钱。”
虽多年没有来往，赵文亮对赵富松做的事情多少还有些了解。他说，这次去秦皇岛打工，赵富松还在本乡的敬老院找了6个老人，“火车票都买好了，院长没同意去”，于是赵富松就带着本村的十来个人和杜良中心敬老院的7个人去了秦皇岛。
电话中，赵富松告诉记者：“敬老院不知道我带老人出去打工。如果有责任，可以让民政局起诉我。”
可是，杜良镇民政所所长张振鹏认为：“他（赵富松）是个人，也承担不了。”对于是否要追究赵富松的责任，开封县民政局副局长王国亮反问道：“也不构成什么刑事犯罪，怎么追究责任？”
金龙的侄子认为敬老院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他们索赔30万元人民币。对此王国亮说“他们是敲诈”，“老人活着生病的时候都不去医院”，人死了却来要钱了。整个开封县的敬老院每年死十几个老人，金龙只不过死在了外面。
王国亮告诉记者，敬老院的老人都是“五保户”，政府负责他们的吃、穿、住、医、葬。“就是（工头）赔钱，也是赔给敬老院，不是赔给你（金家）。”
金冬立找工头老赵理论，对方也推脱：“我跟你说不着，人是从敬老院带出来的，我只跟敬老院说。”
据王国亮介绍，杜良中心敬老院是公办敬老院，由县财政统一拨款。敬老院每个老人每年的标准是1600元，这些钱政府只管基本的吃、穿、住、医等，但不管老人抽烟喝酒。
这一点孙国忠十分清楚：“想改善生活，只能自己出去挣钱。”他告诉记者，有很多工头找老人出去打工，金龙出事不久，杜良敬老院有3个人又去北京打工了。只不过这次他们出去“给院里打了个条，意思说，出了责任与敬老院无关”。
孙国忠说，他们“上北京栽花，一天30元”，他也想去挣俩烟钱，“要不烟钱不够啊”。但金龙出事后，70多岁的孙国忠担心万一哪天病了怎么办，于是静心在敬老院养老。（注：安才良、孙国忠系化名）□本报记者 李梦娟 发自河南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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