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运甫：吴冠中先生是中西融合集大成者(图)

　　文革期间创立“粪筐画派”

　　1970年，文革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的知识分子被要求下乡改造，吴冠中和袁运甫被分配到了河北的李村干校，隶属于1594军。多年后，在公开场合，吴冠中仍笑称与袁运甫是“老战友”。

　　当时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军队改造，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有严重歧视，吴冠中和袁运甫被禁止作画，袁运甫回忆说，“那位极左的团政委”在下乡第一天就告诉他们：“你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是来画画的！”

　　于是，俩人每天清晨就挑着粪筐假装出去干活，实际上在粪筐内藏上了颜料、画板和小凳子出去写生，差不多有三年多的时间，吴冠中和袁运甫看遍了农村生活的农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这一“壮举”很快传遍了其他村的知青，俩人也因此被称为“粪筐画派”。“现在想想其实当初军队还是很宽松的，他们还是容忍了我们继续画画，这是我们的职业，不让画画了好比让军人没有了枪。” 袁运甫说。

　　这一状况在林彪坠机身亡后得以改观，俩人身挑粪筐出外作画的故事称为文革记忆。而当时，吴冠中就已经身患严重的疝气和肝炎，一旦干体力活就痛苦万分。

　　感悟文革经历痛苦流泪

　　1973，在李村下乡的的文革期间，一只小鸭子莫名其妙地死了，吴冠中因此被人诬陷为“阶级报复”。这件“莫须有”让他受尽了折磨。吴冠中事后回忆：“我要画它，才不会打死它，1973年是我最困难的一年。”

　　那一年，吴冠中还和袁运甫被派到了石家庄的造纸厂送稻草，两人一起拉着三轮车——吴冠中在前面用绳子拉，袁运甫在后面推，走了整整30里路，到达了石家庄，也因此留下了一段趣事。

　　俩人完成了任务后，就想着去看一场电影，结果正好播放的是朝鲜的影片《卖花姑娘》，当时两人进去事后已经演了1/3，电影院的所有人都在哭，俩人站在后排也跟着大家一起哭，第一场看完了，又重新买了票看了第二场，还是从头哭到尾。袁运甫说：“影片的经历和我们都太像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对我们有很大的共鸣，吴冠中当时正在受迫害，更加的感同身受。”

　　看完电影后，他们又一起去一个卖大饼的摊上吃了饭，“那是非常好的一顿饭，不是说多好吃多丰富，但是真正的吃饱了。”

　　“一系列的事件，让他（吴冠中）对文革很反感，所以当文革结束，邓小平提出改革开发之后，他非常高兴，对祖国充满了爱，改革开放后他疯狂地到全国各地去写生，在中国的当代画家中，他肯定是劳动收获最丰富的一个。”袁运甫强调了一句：“我只能用最丰富来形容他，你知道，历史会给他公正的评价。”

　　三个月绘制《长江万里图》

　　悲情的岁月得以在1973年中旬暂时告一段落。在周总理的批示下，王府井的北京饭店需要一副代表性的壁画图，需要国内顶尖画家进行创作，于是袁运甫首先被调回了北京，并接受了周总理、万里、陈毅等人的接见，后来确定该副壁画要长60米高3米，当时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问袁运甫需要提供什么条件创作时，袁运甫说，我希望有四个人共同完成这幅画卷，而其中的一位提名人就是吴冠中。这一年，吴冠中回归北京。

　　“黄河画了那么多，长江为什么不能画？”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袁运甫、吴冠中、黄永玉、周大年四人在于万里和郭沫若等人的商议下，决定绘制的主题为长江沿线，定名为《长江万里图》。万里给这个小组提供了1000元的经费，并告诉他们：“时间你们自己掌握，画好了再回来。”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时隔多年，袁运甫仍对吴冠中的刻苦作画记忆犹新。“不管到哪去，吴冠中从来都不抱怨住的不好吃的不好，每天都是起早贪黑的，他有一个习惯，不画完绝对不吃晚饭。”袁运甫说，曾经有一天在太湖边看到了一群白鹅戏水，画面很漂亮，吴冠中就说他不走了，不画完不吃饭，然而就是这幅画，在他的个展上频繁出现。

　　在乌镇茅盾故居，吴冠中还坚持住在山上一个大车店里，当时晚上跳蚤、臭虫乱爬，可就是为了能俯视茅盾故居。这一段回忆，在袁运甫的记忆里却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