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招生歧视其实可以扩招解决

　　教育公平

　　张千帆

　　今年高考结束，大学招生即将开始，全国重点大学的招生公平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纵观各大高校目前公布的招生指标，招生地域歧视状况虽然较往年略有改善，但依然是相当严重。以北京大学为例，2010年文理科每万名考生录取指标(简称“录取率”)在北京是31.6人，是全国平均值(1.44)的22倍。相比之下，2009年北大在北京市的录取率将近47人(包括医科但除去护士高职)，是全国平均值(2.0)的23.4倍。即使除去北京之外，各省市享受的北大“招生待遇”也是大相径庭。2009年，北大录取率名列前十的有天津(第二)、上海(第四)、重庆(第十)，其余是少数民族和边远省区；2010年，除了后者排名有所调整之外，三大直辖市的考生依旧享受北大招生的“特殊待遇”：天津(第二)、上海(第三)、重庆(第八)。2009年，北大招生指标排名倒数前五名分别是安徽、广东、河北、云南、河南；2010年则是广东、广西、河北、安徽、甘肃，河南、山东退居倒数第六、第七。

　　在现行招生指标制度下，广东考生进入北大面临的“门槛”是北京考生的65倍，平时抱怨较多的“高考大省”河南、山东考生面临的门槛则分别是北京的39和35倍。如果这种差异真实体现了各地考生的能力或“素质”差别，那自然顺理成章、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这恰恰不是各地考生在同一个录取标准面前平等竞争的自然结果，而是一所中央直属大学制定、教育部确认的招生指标方案人为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现象显然并不局限于北大。事实上，相对于上海、浙江、江苏等高等资源相对优厚的部属大学来说，北京高校对外地考生的歧视程度还算比较轻的。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顽固遗产，部属高校至今无一例外采取了招生指标制度，由此产生的招生地方化严重歧视了全国大多数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机会。

　　大学招生地域歧视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涉及京、沪等大都市的切身利益，因而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根除，而只能在全国压力和中央关注下逐步改革。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大学招生制度只能在现行框架内采取渐进改革。近年来，教育部要求京外部属院校不断降低本地招生比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上海等地部属高校已经将本地招生比例限制在50%以内，但是还没有实现教育部关于本地招生比例不超过30%的要求。各地部属高校之所以难以去除招生本地化，主要症结在于大学对地方在财政、土地等方面的严重依附，削减本地招生名额显然将得罪地方既得利益，因而难上加难。然而，即便在维持本地招生名额的前提下，招生平等改革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个办法就是本科扩招并将扩招名额分配给外省，尤其是受歧视严重的省份。

　　2010年，由于考生人数减少，全国不少高校相应减少了招生指标，譬如北大文理科招生分别从去年的622人和828人减少到今年的620人和744人；虽然文科基本维持原来水平，但是理科招生指标减少了10%。由于北大师资等教学资源仍然维持在原来水平，缩小招生规模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与其如此，不如维持总体招生规模以及在京招生比例，并将多余名额分给两广、安徽、河南、山东等在北大招生指标方案中排名倒数的省份。要知道，北大2010年拨给广东的文理科招生指标总共不过30个、广西20个……多余指标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对于这些省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只是维持招生规模是不够的；如果本地招生压力不能缓解，大学不妨在维持本地现有招生人数的基础上扩大招生规模，通过增加外地指标逐步缓解招生地域歧视。

　　在不少人看来，“扩招”也许早已成了降低中国大学质量的贬义词，也不符合近年来国内各大名校纷纷打造“世界一流”的风潮；它们似乎只是把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招生规模小的顶尖大学当作自己的模仿对象，而忘记了这些大学其实都是精英私立学校，像巴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一流公立大学的在校生规模都是动辄好几万，本科教学则常常是和我们一样好几百号学生一起“上大课”。这些公立大学虽然未必能挤入某某排行榜的前五名，却承载着为尽可能多的学生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更何况本科规模并不完全决定大学导向，一所大学可以同时实现本科通识教育和研究生精英教育的双重目标，扩大本科规模但是控制研究生的规模及其和教师的比例。总之，在大学招生本地化难以破解的情况下，本科扩招不失为实现招生平等的权宜之计，固守所谓“世界一流”的精英教育模式则只能加剧地域歧视，而这种“超英赶美”式的教育“大跃进”是否现实、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及长远国家利益，也确实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