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 |
虽然很多人还在担忧下半年经济会否二次探底，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未来的财政收入还在节节拔高。据财政部官员透露，今年年底，全年的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很快就将成为世界第二。
记者了解到，这个数字是根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速预测出来的，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3547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增长幅度高达30.8%。
可能出现的8万亿的财政收入，引起了热议，未来政府应该怎么花钱?国家富裕了，减税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来临了?
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呈“前高后低”走势
据媒体报道，国家税务总局一位官员表示，今年下半年保证10%的增速应该没问题。保守估计，上半年财政收入或将超过4.3万亿，下半年则将达到近3.8万亿。
如果今年年底8万亿的财政收入真能实现，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排在第一名的是美国。
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的财政收入达到3547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8362亿，增长幅度高达30.8%。这一数字比去年前6个月还多两千亿。
在目前经济尚未完全恢复的状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纷纷出现1%左右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之时，中国财政收入增速高达两位数，确实是值得惊喜。
财政部负责人在分析5月收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时指出，一是经济继续向好带动税收增长，二是去年同期收入基数仍然较低，相应使今年5月份收入增幅提高。但5月份收入与前4个月相比，收入增幅回落13.6个百分点，主要是受去年5月份收入由降转升、基数抬高的影响。
而在财政部看来，这种增速仍不可持续，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呈“前高后低”走势。从财政收入走势看，受经济回升向好带动税收增长，特别是去年同期基数很低等因素影响，1—5月份财政收入增幅相对较高，是一种恢复性增长。预计后几个月，由于去年同期收入基数逐步抬高，收入增幅还将逐月回落，全年财政收入增幅将呈“前高后低”走势。
8万亿在一些权威专家看来，这个数据也并不算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
在他看来，“预估的8万亿元是绝对数，全面考量财政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指标是相对数。”
他解释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并且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即使按全口径财政收入比较，中国政府集中财力相对数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超过中等水平。”
2007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9.9%、19.5%和20.4%。据统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达35%。
8万亿财政收入如何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财政收入总量增加，意味着政府可支配财力水平提高。他建议，政府应该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用于“三农”、教育、科技、社保、医疗等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
政府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多了，但是，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却不见增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财富分配的蛋糕越来越向政府倾斜，老百姓得到的越来越少。
据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加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
“民不仅穷，并且当中又有分化和不公正，主要表现为贫富悬殊、城乡悬殊、地区悬殊，以及行业悬殊。”他指出。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政府收入过高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均。“财政收入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分配时‘切蛋糕’给自己切得太多。”
专家指出，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
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我们要看政府将钱花去哪里，现在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这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2倍。”蔡继明指出。
他认为，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则显得比较“小心”，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也承认，与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相比，老百姓工资的增长相对缓慢，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里有抑制的问题:老百姓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是老百姓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的问题。”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则指出，财政收入规模增长明显，表面上中央财政拿了收入的大头，但实际上中央财政除小部分用于中央本级支出外，更多用于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民生。
适当减税已是当务之急
财政收入猛增的同时，减税也成了热门话题。很多专家表示，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之时，进行税收制度的结构性调整，适当的减税已经是当务之急。
在众多的减税呐喊中，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则呼声最高。今年广东省“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黄西勤在提案中建议广东在全国率先提高个税起征点。比如深圳可以将市民纳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或者更高；广州可以将市民纳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或者更高。
黄西勤之所以在今年两会上提出这个建议，他的理由是目前全国一刀切的2000元个税起征点，对于经济总量在全国排第一的广东来说太低了，这导致居民收入增加缓慢，进而造成消费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高培勇也很支持在个人所得税上率先出招，缓解收入分配矛盾。他撰文指出，中国也可以通过开征新税如以物业税或房产税为代表的财产税，来实施更具基础性的调节。但在眼下，这还只能是一种目标。
他指出，在收入分配矛盾已经异常尖锐、年内必须拿出切实可行方案的今天，我们毕竟不能“画饼充饥”，把未来可能采取但目前尚未可行的方案当作现实手段。所以，当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在个人所得税上率先出招。缓解收入分配矛盾，还要立足于在个人所得税上寻求突破口。
高培勇强调，要解决或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个税改革已经不容我们再拖，且无多少躲闪的余地。因此，在抓紧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大势下，从根本上调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着力于强化建立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基础上的税收监管、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无疑是必要的。
一些专家认为，个税起征点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的个税调整，可以暂时不动起征点。
贾康表示，调整个税可以不动起征点，而应对目前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进行调整。在一开始过了起征点的这个档次上，把税率调低到1%，最高不超过2%，它对应的是低收入的社会阶层，1%的税率，可以一直延伸到所谓“中等收入阶层”的下沿。
他指出，在中等收入阶层这个范围之内，以5%即原来的最低税率来覆盖，这个5%的税率可以从中等收入阶层的下沿一直覆盖到上沿。对在此范围界限之上的收入，则可以再加大调节力度，强化收入再分配，可以从5%跳到15%，再跳到25%，最高还可以设想跳到35%，这样从九级超额累进变成五级超额累进。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教授杨卫华也认为应改革税率，最高45%的边际税率可以适当降低到40%，这样可以减低高收入人群的逃税动机。同时，应将最低一级5%税率的征税范围从目前的500元扩大至3000元，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吕天玲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