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始启动涉及千万农村人口的户籍改革。
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力争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市民。
据了解,重庆这次户籍改革确立的关键点,是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6月26日在2010年中国农村法治论坛上透露,相关改革草案,已在6月下旬上报给国务院并获得原则同意。正式方案有望在三季度出台。
1000万转户计划
首批转户的310万农村人口,由三部分构成。
一是农民工。据重庆官方统计,重庆累计700多万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400多万在沿海,300多万在本地。这300 多万农民工中,约有l20万人,进城已达十年之久,加上家属,共计180 万人。第二部分是农村籍中专学生,全市共计有近70万。第三部分是40多万农转非人员。
这三部分拟在2012年前全部实现市民化。而最终目标,是在2020年前实现1000万农村人口进城落户。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曾表示,先在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以后每年中专毕业生有20万,10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再转化500万,总数量就是1000万。
“300万人进城,能直接拉动城市数百亿的消费,形成真正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黄奇帆称,“同时,新增300万城市人口,农村就减少300万农民,农村人均占有的资源就会增多,农民收入也会提高。”
转户以农民自愿为原则,当方案在设计上仍有一定门槛。据了解,户籍准入按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对进入主城,是适度放宽;对进入31个区县城市,采取进一步放开落户条件;对于进入乡镇,是全面放开。对于准入标准,初步考虑从就业年限、社保缴费年限、住房情况等方面设计。
“也是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不可能一步到位。”重庆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表示。
促使农村劳动力进城生根,是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显著特征的重庆长期的思考。2007年,重庆市社科院曾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调研,全市富余农村劳动力在900万左右。但受制于现行户籍制度,大部分劳动力难以真正实现转移。
根据重庆市政府的统计,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为重庆总人口的51%,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从1997年的25%增加到了28%。
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认为,12年来新增的几百万城市人口,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而原有的耕种土地闲置,宅基地废弃,大量土地资源被浪费。
弹性退出机制
上千万人转换身份,并不是单纯一道行政命令就能见效,需要多方制度配套跟进。
重庆从今年1月起,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并初步形成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草案。据市发改委透露,为确保可操作性,正在建立相应的土地、住房、社保、教育、卫生等方面17项配套机制。
在路径上,重庆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改革创新之处,在于灵活处理了农民转户进城后相关土地权益的问题。
重庆在综改区获批之初,曾把主城的九龙坡区作为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该区推出了“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的制度,退出这两地的农民,就可以申报为城镇居民户口,享受平等待遇。而在资金来源上,九龙坡主要采取的办法,是“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运作。
但后来证明,农民的搬迁安置,新型农村社区的兴建,及宅基地复垦,使政府负担沉重。而农民购房成本与补偿之间的差额,也成为农民不小的支出。九龙坡区资金雄厚,有能力负担这一巨大的初始成本,但在全市却难以复制。
另一方面,重庆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问卷调查显示,90%以上农民都不愿放弃农村的土地进城。进城转户的农民,在城里生活不下去了怎么办?
重庆由此设计了一套弹性退出的制度。
据黄奇帆在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上介绍,城市户口捆绑着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五件衣服”,农村户口则捆绑着承包地、林地、宅基地“三件衣服”。
基于此,在给农民穿上城里的“五件衣服”时,暂时不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即暂时保留他们对土地、林地、宅基地的收益。这个缓冲时间大约为三年。
黄奇帆称,不能简单的要求农民这边进城,那边就要“脱衣服”,进城刚性的给“衣服”是政府的政策,脱衣服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配置逐步到位的过程。
作为配套政策,市发改委副主任范文仲透露,重庆农村正在展开全面土地、林地的确权,届时将考虑把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分开,农民转为市民后,可保留土地收益权,而处置权则交给相关的信托机构,由这些机构集中招商,引进大户,开发农业项目。
此外,重庆市政府委表示,重庆首批展开的转户对象,将以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他们平均年龄为32到33岁。黄奇帆称,“这是考虑到,作为打工一族,他们还有10到20年工龄,不用政府急需支付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金。同时,他们工作期间还要自行缴费。可减少财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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