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中共历史学科必将日益兴旺(2)

　　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张静如：中共历史学科必将日益兴旺

　　中共历史学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学科。到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学科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高等学校又先后设立革命史、党史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党史界也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遂使这一学科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篡改中共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这一学科建设遭到空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决策，不仅中国社会发展由此发生极大变化，而且被一度糟蹋得面目全非的中共历史学科也获得了新生，从此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

　　大量档案史料的公布和一般史料的挖掘，是中共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可能研究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陆续公布了大量档案史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等。同时，党史研究者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也努力搜集、编辑大量历史资料，如《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五四运动在天津》等。类似的文献史料已出版的，足有几百种之多。另外，国外有关中共的文献资料也被翻译过来，如《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

　　个人文集是研究个人思想发展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大量个人文集、全集。除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陈毅、彭德怀、聂荣臻、江泽民等许多人都有了文集、选集或全集。此外，这些年还陆续出版了当事人写的日记、回忆，对研究中共历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

　　研究中共历史，不仅要有史料为根据，还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毛泽东本人却在理论和重大决策上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起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对中共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有史料根据，有理论指导，又有了宽松的环境，中共历史研究势必会有很大的发展。这主要反映在：第一，综合性通史类著作的出版。有只写民主革命时期的，也有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时期一起写的。前者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李新和陈铁健总主编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沙健孙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通史》、李小三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简史》等；后者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简史》等。至于各高校、党校、军校编的党史教材，大约有几百种之多。第二，断代史的研究，也有相当多的成果。彭明的《五四运动史》、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何理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萧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席宣和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张静如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等，都是很有分量的专著。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热潮逐渐兴起，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都有了传记，而且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张闻天、陈毅等很多人也有了传记。与个人传记相匹配，又为很多历史人物编了年谱，如《邓小平年谱》、《李大钊年谱长编》等。而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始终是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对其他党史人物的思想研究，在不同的研究范围里也经久不衰。第四，专题类的研究成果，可谓俯拾皆是。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盖军的《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的《中共八大史》、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以及各地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地方史等。第五，中共历史学理论和工具书方面，也结出丰硕成果。如张静如的《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王炳林的《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张静如和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张注洪的《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廖盖隆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等。第六，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界很重视国外学者对中共历史研究的成果，不仅进行评价，而且翻译了一些专著，如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等。以上所说的都是举例而言，且所举仅限专著和资料书，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之多，则难以一一统计了。不仅研究成果多，而且由于研究者思想解放，故而对中共历史上一些问题不断展开争论。如陈独秀评价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等。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了不少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但也有些问题尚在研究和讨论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共历史学的发展是健康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共历史学的长足发展。当然，中共历史学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很关键的问题是在高校、党校、军校，没有开设中共历史课程，从而使学科的发展缺少广阔阵地的依托，使原有的党史教师队伍大量流失，现仍在这些学校的党史教师因改授别的课程而对中共历史研究很少涉及。虽然在这些学校中有着十几个博士点，近百个硕士点，每年毕业生不少，但因这些学校没有中共历史课程，很难进入这些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个问题如能妥善解决，肯定有利于中共历史学的发展。我相信，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历史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学科发展将日益兴旺。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