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谦：从党史中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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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9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及全国党史部门成立3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光明日报社于6月29日在京联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进展及党史学科发展”座谈会。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另有部分专家学者提交了书面发言。现将发言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郑谦：从党史中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智慧

　　1949年至1976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坚持从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凡是党的决策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时候，都是全党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时候。例如，1956年，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指导刚刚开始的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刘少奇等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从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先后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8年10月至1959年初，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毛泽东宵衣旰食，席不暇暖，风尘仆仆，一路奔波，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终于迈开了纠“左”的一步，使党的政策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1960年底至1961年初，当党中央下决心进行大规模调整时，毛泽东又多次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倾听群众呼声，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这实际上是向全党提出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这些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深化了对国情、对商品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为纠正“左”的错误、进行全面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推进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

　　但是，并不是说只要提倡或进行调查就能真正了解国情，就能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也曾深入工厂、农村，实地了解情况，也曾一再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一年要有几个月走出机关，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竿子插到底”，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从而了解真实的情况。但这种调查并没有保证毛泽东了解到真实情况。出现这种“调查失灵”的情况，除了受到事物发展程度和问题暴露程度、经验积累多寡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能不能接受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调查结果，敢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等等。而这些留给我们现在的启示是，在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各种信息交流的空间、大大降低了知情权、参与权的门槛，在了解民情民意的手段极大丰富的条件下，重要的可能已不是要不要调查研究，而是能不能科学有效地调查研究，能不能面对现实，能不能把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落到实处。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国掀起过多次大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这些学习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它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甚至语言习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不仅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确的立场、方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但这种学习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为突出特点的规模空前的学习运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执政60多年的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的号召和动员，而要与时俱进地、创造性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要注重在反对教条主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我们党有反对教条主义、锐意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那种认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只能是在原有框架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枝节性修正和丰富的观点，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层次、范围和程度，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紧迫性、重要性，使之难以解释当代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党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致力于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问题意识、探索意识、求真意识和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意识作为这种学习的强大动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与当代化，并用这种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三、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能实现第二次飞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与党内民主的缺失。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表现出其巨大体制优势和绩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民主化程度不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社会缺乏活力等体制短缺，从而弱化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这种体制缺陷与不断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相结合，从深层次上严重束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削弱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它对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不是一般号召发扬民主作风所能弥补的。1958年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纠“左”进程的中断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便是例证。可以说，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程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程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优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

　　历史经验证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满足它所赖以实现的几个基本条件及其最佳组合。能否提供和完善这些条件，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考验。

　　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许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新的、深层次的问题也以超常规的速度出现在我们面前。与30年前相比，今天的国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也面临着“世所罕见”的挑战。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许多迫切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面对挑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漫长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后遇到新问题又不成熟，又要继续创造性探索。作为探索结晶的理论成果的真理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们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　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