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赵都市报
什么样的大学在被抛弃？
继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下降40万后，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74万，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预测，到2013年，即便是招生计划不增长，山东也恐将面临招生规模大于报考人数的窘境。
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此前的2009年，全国84万高中毕业生弃考。相关研究认为，弃考现象暴露了“以高考的名义进行的制度化的淘汰”。
大学的“电话营销”
生源充足时，只要有校舍，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生；但现在，突然不一样了。
作为一所本科院校，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挨个问报考的学生们，你到底会不会来？
这是一个新的政策，面对正在减少的生源和不断攀升的录取率，湖北的部分高校近年招生时采取了电话确认的办法，“确认来读，我们才录取你，否则就把档案退回去。”
黄冈师范学院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牌学校，属于湖北省第二批本科录取的院校，为了确保生源，招生老师要挨个打四千多个电话给准录取的学生。
不过接通电话的学生并非个个都喜出望外，有些人是没听明白就挂掉电话。招生老师不得不再三拨打电话：“你不要激动，我们不是招生骗子，我们是黄冈师范学院……”
会有不少学生听闻之后开始犹豫，招生老师们不得不约好时间，再给考生打电话。如果这次对方明确答复不愿来，他们就会换一部录音电话打过去，把问过的问题重新问一遍。“我们会对放弃的考生进行电话录音，免得考生反悔了还说学校录取不公正。”黄冈师范学院招生与就业处处长杨凯说。
对于习惯了坐等的很多正规二批本科院校来说，生源下降的现实正让生源战陡然加剧，他们不得不将宣传战前移，直接和考生交流。
有学校采取了诸如要求接到通知书后提前汇款缴纳床位预定费的办法，还有些院校以“早报到可以调剂专业”为由吸引学生尽早到学校报到。
不过，像黄冈师范学院这样的二本院校还不算是“艰难”，比他们录取批次更低的三本及高职院校，招生大战已经完全白热化。对独立学院来说，从兴起到今天的招生艰难，只不过是十来年的光景。
一名招生人员说，今年的招生，他们学校采取了院系“承包制”，每个或几个学院承包一个地区。在襄樊，激烈的竞争之下，两个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起来。据湖北省内媒体报道，该省每年都有10%的录取新生没有出现在大学里。他们主要是被独立院校和高职高专录取的考生。
与低端学校抢生源、提高报到率不同的是，重点大学则是在抢优质生源——— 生源总数减少，优质生源的数量也相应减少，名牌、重点大学必须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各地的“掐尖战”甚至丝毫不亚于低端院校的生源战。
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胡向东说，真正开始生源大战的是名牌大学，近几年名牌大学的各种培优班，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等，竞争日益激烈。
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明显
上述种种表现都跟一个现象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 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开始显现，并将在未来几年越来越重：高考生源下降。
转折点是2009年，《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当年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减少了3.8%，约40万人。超过一半的省份高考报名人数在减少，一些省份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一成。而到2010年，高考报名人数继续跌落了74万——— 这次，在全国的版图上，只有4个省份的报名人数没有降低。而此前几年，高考报名学生一直狂飙突进。
如此背景下，今年以来，新现象陆续出现。比如来自北京和东部的高校挺进甘肃“抢生源”，而甘肃，就是去年高考报名人数没有下降的几个省份之一。
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降低了超过10%的在京招生计划，但因为北京生源下降更快，在京的录取率却在提高；在上海，如复旦大学等部属重点院校，纷纷减少了在沪招生名额。复旦大学2009年，上海生源占34%，而今年低于了3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本市生源逐年减少。此前，因为本地生源偏高，复旦被戏称为“阿拉复旦”。
地区之间的生源壁垒开始松动，如教育部的难题——— 要求部属高校本地生源不高于30%的难题，可能就此迎刃而解——— 本地生源迅速下降，让这些高校不得不向外埠敞开大门。
对于高考的生源下降，几乎所有受访的教育官员都语气平静地对外界解释：因为适龄人口在减少。教育部对记者的采访回复也很简单：每年高考报名人数的波动与高三毕业生人数呈正相关。但将生源下降完全归结为自然现象，并不具有全部的说服力。按照杨东平等教育专家的观点，其中包含了一种或几种社会和制度因素，“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许，几年来正发生变化”。
什么高校将被抛弃
有关某些违规独立学院的种种负面认识已经显露无遗，这些过去十年被扩张出来的劣质高校资源，在生源下降的大潮中也成为首先被考生抛弃的一部分。
此前，诞生在高校大扩招背景下的独立学院曾被誉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典范。然而，外界对它的批评从未停止。与公办大学不同，独立学院有更强烈的逐利冲动，生源是维系其生存的命脉；与纯民办大学的差别在于，独立学院又打着公办大学的旗帜招生，但双方在办学方式和理念上往往又不一致。但在高校大扩张的背景下，对急需资金的独立学院来说，面对充足的生源，动用各种手段招到更多的学生，远比提高教学质量来得更直接。
在那段生源充沛的年月，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超过了教育部门批准的招生计划，学生毕业时才发现骗局，于是砸教室表达不满，教育部门为了平息事件，开始追认这些计划外生源的学位和学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主管部门的整顿，2008年2月教育部26号令《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后，独立学院进入了严肃整顿时期，今年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开始对某些独立学院“亮起了红牌”——— 暂停招生。
由于各地表现并不一致，变化大多呈现于局部，因此一些声音属于预测性的，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就悲观地预测说，民办学校和独立学院的破产将不会遥远。如果不能提高办学质量，只看短期投资回报，“红牌罚下，是他们(独立学院)的必然命运。”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说。
事实上，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风向和压力已经波及一些相对较好的学校。高校面临的压力，在许多教育学家看来，是利好消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为之兴奋，“这对中国教育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以往拒绝教育改革的理由是投入不足，卖方市场，而今不同了。”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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