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东升本报实习生郁燕莉
夏文俊是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副院长，这位西邵村的基层法制促进员由于最近制定了一个拆迁纠纷调解范本，成了村民眼中的香饽饽。
一份调解书化解32起矛盾
在村委会办公室，村民王贵林和李松华终于在夏文俊起草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握手言和。
李松华是台州市的种粮大户，上世纪80年代来西邵村承包农田，以2万元的价格买了王贵林的房子。2009年，该村开始拆迁。由于李松华的购买行为属于农村私房买卖，在法律意义上产权仍属王贵林。为此，他多次请求王贵林协助办理房屋拆迁安置过户手续，但因利益问题，半年多来，一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两人多次跑到村委会讨说法。李松华指责对方不讲信用，王贵林辩解说，“房子的确是你的，但法律不承认，我也没有办法。”孰是孰非，村干部听了半天，难下判断。
西邵村300多户人家，32户有类似矛盾。由于对拆迁安置补偿费如何分配难以达成共识，矛盾在不断地激化，个别群众说，干脆上访算了。
派驻到村里担任基层法制促进员的夏文俊得知情况后，翻出宁波法院近年来的判例反复研究，最后发现这类案子基本上有个较为固定的判决模式。于是，他与村干部一起，与有矛盾的村民促膝长谈，告诉他们，这种案子如告到法院，属于农村私房买卖，在法律上是认定无效的。但由于双方有协议在先，考虑到诚信原则，法院通常会以货币安置方法判结。如果通过调解，获得的价值远远高于法院的货币安置办法，买卖双方受益更大。
道理说透后，村民打消了上访的念头。经过协商，夏文俊和村干部一起起草了这份特殊的人民调解协议书。
“协议签好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了。”李松华说，王贵林同意办理拆迁房屋的安置过户手续，而拆迁安置房的分配上，两人也协商好了。
基层法制促进员成百姓好帮手
西邵村村委会书记余国民告诉记者：“凭这份格式化的调解书，我们村已成功调解32起矛盾。周围几个村也来讨教经验。”
新修水泥路沿线，一处处新规划的厂房正破土动工，一栋栋新楼宇已高耸入云，宁波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江北区，迎来高速发展期的同时也带出了土地征用、拆迁安置、工程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纠纷。
2009年8月，基层法制促进员制度率先在这里试点。一年来，全区138个村和社区，已是村村都配备基层法制促进员。
童家村村委会门口的公告栏里悬挂着基层法制促进员的姓名、单位、照片、职务、职责、联系电话，有什么困难，一个电话就能找到人。
村民洪喜告诉记者：“我们的法制促进员杜雷是检察院来的领导，在法律上是权威，大家遇到纠纷都愿意听他"说法"。”
去年，村里有一块土地出租给一外来户办养鸡场，几个月后，鸡场经营主一直未交租金和水电费。村民觉得其中有猫儿腻，把村委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讨说法，并声称今后将拒绝交纳各项村务费用。
江北区检察院申诉科科长杜雷来到村里了解到，对于此事村委会也很委屈，多次催缴，对方一再拖欠，实在是束手无策。
“闹事解决不了问题，还是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杜雷在村民中多次宣传这个道理，在他的协助下，村委会向法院起诉该经营主，并收回了租金。
培养和锻炼年轻的政法队伍
2010年6月，宁波市推广江北区经验，在全市全面推行基层法制促进员制度。全市共抽调942个政法系统中层干部到基层担任基层法制促进员。
“一个村有一名固定的法制促进员，首批法制促进员将先期派驻社会矛盾突出、治安问题复杂、基层组织相对薄弱、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多的四类重点村。”宁波市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王海亮介绍，为了保证成效，基层法制促进员在完成单位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至少要做到“六个一”：即每半个月到村工作一天；每月排查一次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每季度参加一次村两委召开的会议；每年给村民群众上一堂法制教育课；每年走访一批村民群众；每年为村里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宁波市委政法委副书记蒋朝栋说：“推行该项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也是加强政法队伍自身建设的需要。”他介绍，目前基层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村级社区的民主管理存在很多不足，导致问题“排不上来”、矛盾“化解不了”。而整个政法系统中，除了公安机关的民警比较多接触群众外，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从事政法业务的干部对基层了解很少。这些年轻的中层干部，法律文化素质高、年纪轻精力旺盛，需要有更多的基层经验，来提升与群众打交道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通过基层实践，有助于培养和锻炼这支年轻的政法队伍。
“一名合格的基层法制促进员应该去掌握社情民意、宣传政策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指导民主法治及推进社会管理。”蒋朝栋概括了基层法制促进员所担负的职责。
他补充道：“我们希望利用我们优秀的政法资源，为基层发展提供一个法律支撑。”
据了解，目前宁波市法制促进员累计走访重点对象2317人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514件，开展法制教育417次，帮助村社区建章立制80项。
(责任编辑：Newshoo)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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