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歧视劳动的工资制度非改不可

　　工资分配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对劳动的社会歧视，劳动事实上成了参与分配的诸要素中最廉价的部分。这种分配中的歧视，使劳动不再是令人问心无愧的事业，而成为一种社会惩罚，使劳动者的人生意义降低。

　　众所关注的有关《工资条例》的消息莫衷一是。有消息说，年内将要出台，又有消息说再快年内也难出台。但无论如何，步骤似乎还是紧锣密鼓，调研人员在派往各地，官方学者在放出风声，《人民日报》直接提出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要避免“三大认识误区”，新华社《瞭望》周刊也指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这些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定下了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决心。

　　据报道，正在制定中的《工资条例》可望纳入工资集体协商等内容。在具备具体办法之前，工资协商不过是一种“精神”而已。在劳动者以个体身份与企业打交道时，可能的结果只是接受企业的条件，而协商不太可能。而如果劳动者以集体协商形式谈判工资，那么这个集体又如何形成，这将是一个重大问题。

　　有一个现实问题还要注意到，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群，大量的劳动力急欲获得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将倾向于工资走低。劳动报酬问题上究竟采取国家定价、协商定价，还是市场定价的办法，似乎也是问题。

　　有许多资料，证明现有的劳动报酬体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在下降，全国总工会的数据称从1997年的53.4%降为2007年的39.74%。这一广受引用的数据被财政部研究机构人员否认，认为劳动报酬占GDP比例被低估。但另有学者指出根据财政部2009年的统计，“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由此可推论普通劳动者的平均报酬实际上只占GDP的23%。

　　人们还指出，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财富过于集中可能产生严重社会冲突。而且我国确定的贫困线为人均每天0.3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标准，那么贫困问题实际上十分突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报酬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中共十七大提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但对很多人来说，难以拥有可供产生收入的财产，他们在度日状态下生活。如果不能增加工资，他们就失去了增收的可能。

　　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劳动力价格市场，本身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认为政府对企业工资过多介入，可能使劳动力价格发生扭曲，而不能显示真实的市场状况，结果是要么造成名义工资增长而通货膨胀，要么造成实际工资过高而带来高失业率。而另有人认为，政府有必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这一标准实际上指导了平均工资（据说，工人平均工资基本上会是最低工资的两倍），这样有利于使初次分配体现出应有的公平。

　　就目前状况来说，一个工人的劳动报酬，还很难用他拿到了多少钱来衡量，因为大量的工人经常被要求加班，超时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工人也只有通过加班才能获得一个看上去还过得去的收入。这种超时工作状态，既减少了劳动用工，从而加剧了失业，又使得工资有一个比实际数额看起来好得多的数据，从而掩盖了真实，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工资很低，乃至低到一个人全工时劳动而仍然无法支持其基本生活。

　　还有一个问题是各种职业的比较收益是否合理。这既指同一行业内，普通工作者与白领、金领人员的收入差距过大；也指不同行业之间工资的巨大差异。正常的工资分配体系下，从事高危险性或者比较令人不愉快的工作可获得更多的报酬，例如采矿业或者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可能高于政府工作人员。

　　这样，收入分配改革需要以严格劳动制度为前提，严格限制乃至禁止加班，这样才能使真实的用工需求显现，并且使工人真实的劳动收入显现。否则，普通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不仅无法致富，而且难以维生。

　　现在，工资分配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对劳动的社会歧视，劳动事实上成了参与分配的诸要素中最廉价的部分。这种分配中的歧视，使劳动不再是令人问心无愧的事业，而成为一种社会惩罚，使劳动者的人生意义降低。收入分配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想想这个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因为其“劳动者”身份而变成“底层人”，其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都降到底层，实在是发展过程中对人最大的蔑视。这样的收入分配制度非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