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抄袭事件”海外学者：争论多是聋子对话

　　学术制度规范化势在必行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本报6月21日的专题报道《华人知识圈呼吁处理“汪晖事件”：走向学术大国的必经之国》，采访了华人知识界十多位学者，核心观点是：呼吁清华大学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调查委员会，认真调查汪晖涉嫌抄袭事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处理，或者还汪晖一个清白，或者严肃处理抄袭错误，取信于公众，平息网上过度激烈的争论。

　　不久前，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也被人指出论文中有抄袭，朱学勤随即向复旦大学校方主动提出调查申请，该校学术委员会已启动了相应程序。几天后他更表示，如果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查出自己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问题，自己将主动上交博士学位证书，并辞去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职务。

　　而与汪晖相关的学术调查行动迟迟没有启动。

　　同时呈现三方意见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由63名中外学者联合签名的公开信（在本报道中称 “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这封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信称：“事件发生距今已3个月，其间不断有学者呼吁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但是至今未见回应。汪晖对上述批评迄今也没有任何回应，但他曾表态，希望能由学术界内部来解决。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结束莫衷一是的状态，走向良性循环，我们支持熊（丙奇）、林（毓生）二位的建议，联名要求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我们也同意易中天的主张，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以示公开、公正，接受公众监督。”

　　“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的签名人员中有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郭世佑（中国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何蜀（红岩春秋杂志退休编审）、刘绪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陆谷孙（复旦大学英文系教授）、吴中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向继东（湘声报编辑）、张隆溪（香港城市大学教授），以上学者接受了时代周报的采访。

　　7月9日，凤凰网发表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合签名的公开信（在本报道中称“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这封致清华大学顾秉林校长与谢维和副校长的信称：“在这封信上签字的也有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他们无疑是最熟悉汪晖教授的写作的。每位译者都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的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我们可以证明汪教授的学术诚信以及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当媒体文化针对一个特定的学者发起无端的攻击时，大学作为机构就被削弱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对大学本身进行攻击。”

　　“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的签名人员中刘禾（哥伦比亚大学W. T. Tam人文讲席教授）、王斑（斯坦福大学威廉•哈斯中国研究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严海容（香港理工大学教授）、白露（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Ting Tsung 和 Wei Fong Chao 亚洲研究讲席教授）等学者通过电子邮件答复了时代周报的提问。

　　为了确保时代周报的报道客观公正，在两封公开信发表后，本报记者在两份名单中各选择了十来位签名的学者，第一时间发出采访的问题。同时，本报记者向没有在两封信上签名的华人学者咨询了第三方的意见，陈方正（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名誉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梁其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接受了时代周报的采访。

　　“我从没看到汪晖抄袭的证据”

　　刘禾是“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签名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她收到本报记者的提问后表示：“谢谢你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对90多位国际学者致清华大学校长的信这一事做一些澄清。但是，网络把我的作用过分夸大，其实此信的发起者共有五人，其中美国教授白露 ( Tani E. Barlow) 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所以我认为，由Barlow 教授接受你的采访更为合适。”本报记者随即按照刘禾提供的电子邮箱向白露发信，7月19日，白露回复了本报记者的提问。

　　王斑表示：“汪晖的事，本来可以用学术讨论和规则的改进来解决。但这件事的发起、后来的升级，针对的不是学术规则、不是专业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无法用媒体访谈的只言片语来说清。汪晖在多年前写的《反抗绝望》的引语中有疏忽，但媒体的炒作、论者的诋毁，离这个学术操作的问题越来越远。很多争论根本是聋子对话。汪晖学术和思想的成就，我坚信不疑。我今后会一直拜他为师。”

　　严海容解释自己参与“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签名的原因：“我参与这次签名是因为我认为一方面所谓汪晖抄袭的指责站不住脚，而另一方面一些媒体的对于该事件的报道不顾舒炜、魏行、钟彪等学者严谨的文本论证，一味片面渲染指责，偏听偏信，叫人看不到‘客观’的职业道德，令人咋舌、震惊。”

　　严海容认为：“在我读过和教学中使用过的汪晖著作中，我从来没有看到汪晖抄袭的证据。至于信中所言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每个签名的人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对“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中提到汪晖“在国际亚洲研究中的重要性”，严海容认为：“在我看来，汪晖宽广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在国内和国际亚洲研究的学者中相当少见。他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关于海内外学界分析中国从王朝到民族国家的转折中处理‘内’和‘外’因素的分析、关于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根源的分析等等都具有原创性和开辟性。他的理论分析成为国际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难以忽视的声音。”

　　至于信中提到“汪晖影响了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严海容认为：“这种影响对各人不一定一样。在我看来，汪晖的影响不限于他的具体的观点或论述，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看问题的视角和思考问题的路径，对学生和学者们思考中国现当代的问题有诸多的启发。”

　　“维护学术界的尊严和正气”

　　参与“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签名的刘绪贻说：“如果汪教授没有剽窃行为，调查结果可证明他的清白，保护好人；如果他有剽窃行为，就应该受到适当的批评和处分，以维护学术界的尊严和正气。”

　　对于“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刘绪贻认为：“我觉得这封信的格调远逊于63人联名的公开信。它好像是用赌咒发誓的办法，而不是用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来让人相信他们坚持的事实。两封公开信各执一词，这就更证明有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必要了。”

　　吴中杰是鲁迅研究专家，他认为：“关于汪晖涉嫌剽窃事，既然别人已经提出许多证据，事主所在单位理应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论证，如确系剽窃，应予处分，如不是，则应还他清白，一切离开事实的辩护、保证和斥责都是无益的。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所以我签名这封公开信，要求授予汪晖学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他现在工作的清华大学组织调查委员会。”

　　吴中杰看了“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后认为：“这信中只有情绪，而无论证。信中对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大加推崇，并说是有什么特殊的‘荣誉’之类，但这些也不能说明剽窃之有无—这种评定是非的方法，就有如鲁迅所讽刺的他们那边乡下人所用的方法：赵太爷说的还会错？他家田地就有三百亩！田地的多少与讲话的对错何干？学术影响和学术‘荣誉’与有无剽窃何干？”

　　张隆溪认为：“我当然希望这封信（“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能够产生正面的影响，那就是形成中国学术界讲究诚信之风。清华和社科院一直没有动静，实在令人失望。这封信不是认定汪晖已经抄袭，而是希望他们成立调查委员会处理此事，他们有责任对在学界已经造成如此大影响的事件做一个交代。与此相反，现在由美国几个学者发起支持汪晖的签名信（“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断然认定汪晖没有抄袭，就绕过对事实的调查和验证。这些签名者当中，许多人并不懂中文，而认定是否抄袭，却必须懂中文，必须比照有关文字，所以这封信实在是误导了不少人。”

　　张隆溪同时指出：“自3月以来，这件事在网络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可是清华和社科院安然不动，好像也不打算动，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如此看来，中国学界是不大可能建立什么学术规范的。或者说，学术规范早就有，但是否应用，却因人而异，这也许就是中国特色吧。”

　　“没有清楚的游戏规则”

　　关于事件的争论不断升级，各种媒体报道热闹非凡，甚至有人视为背后是“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在两封公开信之后，很快出现有人指控朱学勤涉嫌抄袭事件。而汪晖与朱学勤常被人视为“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代表性人物。与汪晖的沉默不同的是，朱学勤马上在媒体上表明自己对被指控涉嫌抄袭的态度。向继东认为：“我觉得汪晖一直保持沉默，反而对他不利。倒不如勇敢地站出来，坦然地面对。假如我是汪晖，肯定会站出来直面这个事件。这样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反而要小。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嘛，写一篇文章说明当时的研究环境，是疏忽或是其他原因等，可能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中说“汪晖事件”是“有组织的媒体攻击”。向继东则认为：“中国学界浮躁之风由来已久，批评一下，我认为这是媒体的良心发现，也是媒体人的良知。还有，当下媒体的禁忌很多，要吸引眼球，当然要找新鲜的话题，怎能算是‘媒体攻击’呢？同时需知，‘扒粪’是媒体的天职啊。再说了，发表文章批评汪晖的王彬彬、项义华都是学者，也不是媒体人。媒体只不过是一个平台，也发表了很多为汪晖辩护的文章。”

　　何蜀认为：“对待学术批评，急于辩白甚至反击，与完全不予理睬，我想都是不妥的。我觉得汪晖先生不应以沉默来对待批评。有理说理，有错认错。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已经形成‘事件’了，还以沉默来对待，不是有点像鸵鸟式的态度？”

　　陆谷孙对“汪晖事件”在博客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他认为：“什么事情都要泛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这是我们文化建设中最可怕的一个毒瘤。”

　　随着两封公开信的发表，事件已引起海外学界的进一步关注，更是华人学术圈热议的话题。并未在两封信上签名的学者也纷纷表达对事件的看法。陈方正研究了“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信”与“没有发现汪晖剽窃信”后认为：“此事从个别学者发表意见到联署公开信自然是个升级，但仍然不是个决定性的结果。这么多的国际学者‘声援’汪某的确令我十分惊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每个人都经过深思熟虑，都仔细读过汪某的著作就签署这样一封‘声援’信。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未曾有详细、具有公信力、高度学术水平并且是公开印刷发表的调查报告之前，对一个慎重、负责任的学者而言，无论‘声援’或者‘谴责’汪某都不妥当、都有失公允。从此角度看，大多数由国内学者联署的那封信倒是比较慎重、合理的。此事件的下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接近上述类型的调查报告（也许还不止一个）之出现了。”

　　梁其姿则认为：“支持汪晖与指摘汪晖抄袭的两派学者至目前各说各话。如果相关学术单位仍不动如山，不采取任何行动对此事作出让人信服的调查与仲裁，这可能说明两点：一、学术单位没有能力与学术上的公信力有效地处理这些重大的学术规范争议。二、大陆学术界的政治(academic politics)角力已凌驾于纯学术规范问题之上。或者说，由于没有清楚的游戏规则，使得学术政治上的斗争很容易白热化，以致不可收拾。只能让时间去解决：让事件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