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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工人在车间自杀 生前工资存折仅剩4角(图)

来源:华商网
2010年07月26日08:23
[提要] 49岁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在厂房中自杀了,只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希望看到的人帮他还清。截至死前,他的存折里只剩0.46元,想买块好墓地埋葬父亲骨灰的多年愿望未能实现…[我来说两句]
儿子上大学后,潘鸿强(右一)和儿子、前妻的合影。
儿子上大学后,潘鸿强(右一)和儿子、前妻的合影。

潘鸿强遗书和他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潘鸿强遗书和他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核心提示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是什么“杀”死了潘鸿强?他的死是性格悲剧?还是在这个激流勇进、适者生存的社会中,中国传统产业工人彷徨转型的一个失败案例?

  49岁的潘鸿强一直有个心愿,好好买块墓地,把父亲的骨灰安葬了。

  这个心愿他揣了14年,可最终也没有实现。6月10日清晨,潘鸿强死了。他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写给儿子的遗书上,他放下父亲的骨灰寄存证,并在遗书中罗列了自己欠别人的900元债务,“谁看见谁帮我解决”。

  自称“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截至他死前的5月26日,存折里只剩下0.46元。

  清晨的死亡

  6月9日晚6时左右,潘鸿强像往日一样去上班。

  走出西安东郊韩北村那间巷子最深处的民房,穿过约50米的巷子,拐两拐,就到了大路上。步行不到10分钟,就到了位于幸福路的华山厂大门口。

  正值下班,工人们涌出厂门,三三两两地回家。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潘鸿强低着头,步子比往常快一些。快到大门口时,“老伙计”耿田刚的女儿喊了他一声“伯伯”,他好像没听见,就过去了。

  前一天下午,耿田刚在路上最后一次见到潘鸿强,他也是匆匆忙忙的,打个招呼就走了。交往20多年,耿田刚感觉潘鸿强这半年来变化很大,比以前沉闷,不太爱和人接触。

  夏天的傍晚很热,潘鸿强穿过工厂的办公区,到了后面的厂区。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很熟悉。他在这里出生、长大,顶父亲班成为一名工人,已经31年。大约3年前开始,他的岗位就是“值班”,也就是夜间看守厂房。

  这是一座大约三四个教室那么大的老式厂房,有两层楼高,里边堆满笨重的机器。他的任务是定时拿手电筒巡视车间。

  厂里本来是安排两个人值班,但为了多一天时间休息,两人约定,隔一天上一次班,这也得到了车间的默许。所以,夜间值班其实只有一个人。

  大部分时间,走在空荡荡的厂房,潘鸿强能看到的,除了那些沉重的机器,就是自己的影子。累了,他也会偶尔和衣在长凳上打个盹儿。

  大约晚上10点,车间一位负责人还见到他。“放心,这里有我没问题!”他说。

  凌晨1点多,他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这个朋友有点口吃,他俩通话有十多分钟,闲聊中,他没有表现出异常。

  公安机关调取的车间摄像头显示,出事前,他曾在车间里绕行好几圈,行为反常。

  惨烈的死亡随即发生。几分钟后,他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

  上午7时许,最早来上班的工人发现了倒在血泊中已死去的潘鸿强。死亡的时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清晨6时。

  耿田刚是第一个接到电话赶往现场的人。“路上我还想,那么硬气的一个人,不可能是自杀,说不定是和小偷搏斗受伤的吧。”

  前妻冯萍闻讯赶到潘鸿强租的房子,开门迎面看见床上放的报纸,上面放着两张纸,那是他写在工厂记录上的“留言”。第一页写着他欠两个工友的账,一个300元,一个600元,共900元,还有信用卡欠款3000元。“谁看见谁帮我解决一下”。

  有一页专门写给儿子:“从今往后你要全力地工作,为人做事一定靠本人,善待别人,生活一定要有记(计)化(划),别不多说,再见了,永别了。”落款“孤独者潘鸿强”,时间是2010年6月3日,距离他死前一星期。

  遗书上压着一个黑色的小证件,那是潘鸿强父亲的骨灰寄存证。

  “看到这个骨灰证,我就啥都明白了!”冯萍说,潘鸿强的父亲1996年车祸去世,因为当时手头紧,没有安葬,骨灰就一直寄存在殡仪馆。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给父亲买个墓地。

  “这现在是我的心愿了。好好买两个墓地,把他们父子安葬了。”7月12日,眼睛红肿的冯萍说。

  四角六分钱

  冯萍本已忍住眼泪,可拿起一家人的照片时,又哭了。

  照片是2006年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片上,她站在两个男人中间,儿子高大帅气,潘鸿强也很精神。他从年轻时就那样,两道很浓的剑眉。40多岁了,拾掇拾掇,“还蛮帅”。

  “瞧这张照片,儿子太像他爸了。”她说,那是另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工人潘鸿强,留着80年代的大背头,尖领白衬衫,浓眉大眼,很俊朗。那是他曾经的青春。

  他们在1985年相识,结婚。她家境优裕,而他是穷小子,从小没有娘,也没有兄弟姐妹,就和当工人的老父亲相依为命。或许是同情,或许是缘分,她不顾家里反对,和他好了。

  结婚两年,他们有了儿子,从小平房搬到了简易楼房,但日子一直过得紧巴。作为工厂里最普通的工人,他的工资一直很低。这么多年过来,到2010年,他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扣掉“三金”之后是850元。

  日子紧,钱少,女人的委屈多得一箩筐。两个人也常常说不到一块儿去。“他是老工厂工人的样子,你能感觉到他老是缩着,缩着。”

  2004年,他俩协议离了婚。离了,可她也没有离开家。一直到2007年5月,“最终下决心离开了那个家。”“离婚最主要是为了儿子!他工资太低了。离了我可以办低保,可以回娘家。孩子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姥爷姥姥管。靠他,孩子上学咋办?”女人说到这里,哭得更伤心。

  儿子是军校委培生,一年学费9500元,基本上都是姥爷姥姥出。离了婚的冯萍办了低保,在外边打零工,有时兼两份工,推销东西,在网吧帮忙,一个月收入有两三千元,比他强。有时,他手头实在没钱,她就给他一两百元。

  最后一次见面,他在电话里说:“萍,我没钱了,借你200元。等发工资还。”她说:“你用呗!还借啥呀。”他们在附近一个酒店门口碰面。拿了钱,他匆匆走了。

  6月12日是冯萍生日,他们在电话里说好要和儿子聚聚呢!可6月10日,潘鸿强死了。

  死去的潘鸿强身无分文。留下的遗物除了钥匙、手电筒,就是一部欠费47元的三星手机。冯萍充上电,交了话费,“作为永久的纪念。”

  能作为纪念的,还有一张工资存折,里边只剩下0.46元。

  工龄31年的潘鸿强,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600元,由厂里发现金,然后,车间再给这个存折上补发250元。

  这张2009年12月9日新换的存折显示,从2010年1月26日起,每月25日打入的250元工资,潘鸿强都是很快取走。在下次发放之前,存折里一般都只剩四五十元。

  2010年5月9日,他取出了90元,卡里剩下4.06元;5月25日发了250元,当天他取了200元,次日又取了54元,卡里剩下0.46元。

  在潘鸿强死后半个月,车间往存折上打入了250元的上月工资。只是这次,他没有再等到发工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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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w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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