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污“冲刺期”的喜与忧：成南水北调工程关键

　　“就像刘翔很难提高0.1秒一样，把COD从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难，从100降到60就很难了，而从60降到20就难极了”

　　6月底的南四湖。荷花初绽，碧波微漾。一位老者在微山湖边垂钓。他的脚边是一个半没入湖中的网状鱼兜，兜口被一段树枝固定在湖坡上，几尾小鱼在鱼兜里不时扑腾一下，老人的脚下便泛起朵朵涟漪。

　　注意到本刊记者在看他，老人笑着说，“可惜啊，逮不着好鱼，要是能用网捕些银鱼就好了，又补虚又健胃。”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南四湖的水清多了，也有银鱼生长了。前些年，作为一种对水质要求极高的鱼类，银鱼几乎绝迹。

　　根据2001年批复的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2013年南水北调东线通水以后，必须确保调水水质达到地表水三类水质标准。这意味着水质的两个判断指标COD(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含量分别要控制在20毫克/升和1.00毫克/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采访发现，当前，南水北调东线水污染防治已取得较大成效，其中，工业污染治理效果明显。但是，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污染、航运污染等成为东线污染治理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管网建设不足、部门协调困难、资金匮乏等制约因素，也给基层环保部门带来较大压力。

　　有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反映，当前，治污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治污任务仍十分艰巨。不仅要尽快落实未达标断面的达标时限，还要确保已达标断面不出现反弹。在南水北调通水已进入倒计时的当下，如何做好“最后一公里”的冲刺，是摆在沿线环保部门面前的最大难题。

　　迎战“天下治污第一难”

　　“南水北调工程成功的关键是治理污染。”2005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曾培炎在山东省济宁市作了这一判断。

　　后来，结合南四湖的治污现状，有专家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南水北调东线关键是治污，首要是治污，难点是治污。

　　“外行人可能会说，天下哪有干不成的事？相反的是，越是搞专业的人越认为东线治污目标不可能完成。”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一位白发苍苍的专家曾经跟他说：“南四湖要达到三类水标准，打死我都不相信。”那时，有人甚至认为南四湖治污是“天下治污第一难”。

　　怀疑情有可原。淮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淮委”)监督管理处处长万一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南四湖就像一个锅底，地势比较低，所有污水都汇到那里，旁边的城郭河、大闸河，污染都很严重。上世纪90年代，COD曾经高达2000毫克/升。

　　近年来，还发生过几起水污染事件。比如，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位于枣庄境内的新薛河，氨氮含量一度高达5000毫克/升，测量仪“爆”了。水流至徐州，当地水源受到了污染。徐州和山东打起了官司，此事最终通过协调才解决。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南四湖治污之难，是多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

　　其一，南四湖地区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公里有八百多人，产生的生产生活废水量也因此较大。

　　其二，流域内经济结构偏重，当地煤化工、石油化工、造纸、纺织、酿造、淀粉、味精之类的行业较多。以鲁西南为例，造纸行业是当地工业污染的第一大户。2000年，仅造纸行业排的污染物总量就占当地总量的80%，一家造纸厂污染一条河的现象比比皆是。张波告诉本刊记者，其时，几乎每个县都有好几家造纸厂。最多的时候，山东省仅麦草制浆就有720多家。

　　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大多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既是税收大户，又解决了大量的就业。发展心情迫切的干部群众，对这些企业往往比较欢迎。

　　据张波回忆，2002年，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对于有些欠发达的县，一个造纸厂上交的地方税收可能就是当地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因此有人说，如果造纸行业垮掉，后果将非常严重。

　　其三，作为一个面积逾三万平方公里的流域，南四湖没有入海通道，流域内产生的废水，或者经过治理的中水，拐弯抹角都进了南四湖。按照不同的降水概率计算，南四湖流域汇到南四湖的水，是调水量的2到8倍。基于此，张波表示，“不管从江苏调过来的水是几类水，和当地的水一混，要想再确保三类水，谈何容易？”

　　其四，南四湖地区属缺水地区，降水量年均700毫米左右，自然净化能力比较差。另外，几十年来，南四湖地区的不少地方政府组织老百姓破坏自然湿地，“造田”种庄稼，人进湖退破坏了天然的湿地系统，使南四湖的自然净化能力进一步降低。

　　山东方面明显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为了完成南水北调东线的治污任务，制订并采取严于国家要求的标准。其最严格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要严厉7～8倍，总体上也要严格3～4倍。以氨氮为例，根据国家标准，化肥工业被控制在70毫克/升以内，山东现在只允许排放10毫克/升；关于草浆造纸，国家控制其出水COD在450毫克/升以内，山东现在最严的是60毫克/升。

　　但是，这距三类水要求仍有距离，标准却不能再严了。用张波的话说，“再严的话，经济发展担负的环境成本太大了，社会稳定的压力太大。”

　　因此，在污染治理的基础上，山东省利用季节性河道，最大限度地实现行政辖区内部再生水资源循环和运用。如此一来，进入干线的水大幅减少。尤其是枯水季节，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点水都进不了干线，而汛期排洪时，排出的则是再生水资源。

　　除此以外，在河流入湖口，建设人工湿地水利计划工程，环湖沿河进行生态修复，在河滩地、湖滩地开展退耕还湿等工作。通过生态修复，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的净化功能，削减面源污染，改善生态资源。

　　山东的这一做法就是近来名声大噪的“治、用、保”体系。得益于此，目前，南四湖地区水质有极大改观。2009年，南四湖在山东境内的53条入湖河流，均已经恢复并常见鱼类生长。国控台儿庄大桥出境断面，全年水质(高锰酸盐指数、氨氮)达到或优于三类水标准，达标率为100%。张波说，和2000年相比，南四湖地区实现了在经济年均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水质改善80%以上。

　　端午前夕，本刊记者在枣庄市城郭河泉上人工湿地看到，湿地里芦苇丛生，不时还有白鹭从芦苇丛中掠过。家住前泉村的王大姐告诉记者，泉上人工湿地的前身是采煤形成的塌陷坑，好多年都是荒滩。以前附近还有个造纸厂，后来也被砍了。“也就在四五年以前，城郭河都是乌黑的，水还没整治，那时逮的鱼都不能吃。”

　　农业污染成为东线治污主要问题

　　南四湖的治污进展，并不意味着南水北调东线治污划上了句号。本刊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东线治污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治污任务仍十分艰巨。

　　一方面，就工业污染而言，南水北调东线沿岸仍分布着一定数量的环保不达标企业。在东线水源地江苏省江都市，自上世纪80年代起，江都市西南部的夹江、芒稻河流域范围内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分布着多达150余家大小不等的造船厂、化工厂、皮毛加工厂、淀粉厂、纺织印染厂、油库、码头等。由于历史原因，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完备的、正常运行的污水处理设备，大量污水直接排放到输水通道里。 根据南水北调东线治污规划，江都市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铺设污水收集主干管道、封闭输水通道岸边的垃圾填埋场并易地新建，关闭污染企业等。但是，目前，在夹江、芒稻河长约20公里的输水通道沿线，仍分布着40余家环保不达标的企业。

　　江都市环保局局长徐春元对本刊记者说，围绕单个污染点源进行治理，依靠关闭污染企业的“减法”式治污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仅就南四湖而言，虽然近年来取得较大成绩，并受到淮委极大认可，但是，由于污染底子太重，治污形势依然严峻。淮委规划保护处处长贾利告诉本刊记者，如果要把南水北调东线大运河淮河流域段分成若干段的话，骆马湖以南，三类水达标率比较高，水质比较好；骆马湖到中运河，要差一点；南四湖、梁济运河一带则更差。

　　水污染的主要矛盾也开始变化。张波以山东为例指出，2000年的时候，水污染的主要矛盾是氨氮污染。其时氨氮动辄上百毫克，一些河流鱼虾绝迹，甚至草都不长。当前，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控制得比较好，但是，农业造成的总氮总磷的污染仍比较严重，并由原来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污染的主体，也由原来的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为主转变为农业面源污染和渔业养殖污染为主。

　　“就像刘翔很难提高0.1秒一样，把COD从200(毫克/升)降到100不难，从100降到60就很难了，而从60降到20就难极了。”针对农业面源污染，枣庄市环保局局长李建勋感觉很无奈。“我们的执法力量到不了农村。另外，针对农业使用的农药、化肥，我们让农民按比例、按时段、按标准使用，但他们做不到。举个例子，前些年，我们一个区供销社一年能卖四百吨农药，这些农药哪去了？有一部分就可能进入了河流。”

　　同样没能引起关注的还有畜禽养殖造成的污染。

　　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在对江苏境内的14个南水北调水源断面进行检查时，发现2个断面没有达标。其中的一个是位于徐州市丰县境内的复兴河断面，当地经济并不发达。调查结果让人意外，“惹祸”的竟是鸭子。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县、沛县两地是江苏主要鸭子养殖基地。南京素有吃盐水鸭的习惯，每年约需8000万只鸭子。其中，70%左右的鸭子从丰、沛两县运来。一般来说，这些鸭子都是“干养”，不下水。但是，雨水的冲积，会导致鸭粪随着雨水进入水体。

　　记者发现，由于复兴河和微山湖相连，因此，鸭粪容易影响到微山湖水质。从时间点上来看，复兴河有个闸，一年灌溉期达100多天，此时用水要用于农田灌溉，不会影响到微山湖的水质。而在汛期，由于水量很大，污染浓度也会被稀释。因此，在非灌溉期非汛期期间，会对水质形成一定影响。

　　谈到当地养鸭造成的影响，当地有群众反映，“其污染指标，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工厂的指标。而且，由于比较分散，处理起来很难。”

　　徐州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胡永定向本刊透露，2009年，当地建了几个比较大的集中化养殖的污水治理工程。但是，畜禽养殖毕竟不同于工业，利润很薄，污水治理设施虽然有了，能否正常运行，仍然是个问题。

　　“地下”管网的“地下”状态

　　近年来，为了确保水质，南水北调沿线兴建了大量的污水处理厂。本刊记者走访发现，不少沿线都打出了“每个区(县)至少一座污水处理厂”的口号。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污水处理厂建了这么多，管网也在建设，但是污水的收集率达不到100%？”胡永定表示，“城市管网的污水收集率能达到80%就很不错了。”

　　他认为，原因主要在于，其一，目前还做不到把每家每户的污水都收集起来。“有的地方就一两户人，管网无法一一达到，否则成本就太高了。”其二，管网的管径不足。管网建设的时候考虑的是不下雨的时候的流量，因此，雨量大的时候，管道的管径不够，雨水和污水就一起往外溢。“也就是说，原来的污水是通过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再流出去的。但是下雨的时候，管网"撑不住"了，就直接流淌到河里去了。”

　　“正因为如此，尽管徐州市多条河流都连接上了管网，但是河水不能变清澈，所以很多人会感觉，怎么治来治去河流总是治不清？”胡永定说。

　　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据此认为，当前，治污设施建设的关键并不在于污水处理厂，“而是提高污水收集率，也就是通往污水处理厂的管网建设要跟上。”

　　一位基层环保人员向本刊透露，管网建设所需的资金来源渠道五花八门，江苏省省级财政也会给地方一些补助和奖励，但是主要部分还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投资量很大，另一方面，城市管网所需资金总账还没有，不好统计。而且，城市管网的建设，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刊了解到，由于管网建设缺乏考核的硬指标，且不易从表面看出来，因此，考核难度极大。

　　行业协调难度较大

　　“对于东线来说，治污、征迁、建设三者之中，毫无疑问，治污的难度最大。”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他认为，水污染治理既涉及现有企业的运转和达标排放，又涉及周边经过治理的中水的截污导流。与此同时，还涉及南四湖周边的面源污染治理，以及运河里面的船舶污染和防治。牵扯的行业多，面积大，所以协调难度就更大。

　　事实正如张基尧所说。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多数企业支持污染治理，但仍有个别企业阳奉阴违，甚至阻止基层环保部门检查工作。

　　在行业协调上，个别地方不同部门之间非但不能认真合作，还成了“逐利”的对手。比如，有地方官员认为，南水北调是水利事业，因此，南水北调治污工作就应交给地方水利部门，环保部门只需负责监督就行了。换言之，南水北调治污方面的资金直接拨付给当地水利部门即可。

　　就行业间协调而言，胡永定深有感触，南水北调使其倍感压力。他说，“水环境不好，首先是环保局的责任。但是治污不只环保一家。尽管是环保局统一监管，但并不是说治污问题环保一家就解决了。南水北调治污需要多个部门的合作。”

　　他举例说，在污水处理厂建设上，以前是当地建设局负责建设，徐州市现在是归到水利局了。在此方面，环保局并不是建设单位，需要水利局来统筹。对于东线航运所带来的污染，应该由交通局来管，所以交通局要担负起航运污染控制处理的责任。这就包括航运过程中生活污水的处理，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置。近年来，京杭运河的航运污染比较显著，航运部门应加强管理。另外，农村分散的居民污水处理严重不足，属于真空区，农业污染和畜禽养殖近年来越来越明显。对此，农业部门也应有所作为。

　　张基尧希望，在水污染治理上，各个部门能够真正拧成一股绳，为“确保一江清水向北流”作出应有的贡献。(记者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