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生命时报5月31日报道：“医生收不收红包”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然而，北京市最近出台的新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凡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此规定又让红包的讨论进入白热化程度。而《生命时报》近日联合搜狐网健康频道、12580生活播报推出的“你会不会给医生送红包”调查也显示，在参与的近万名网友中，九成人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很多人即使再不情愿，也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
红包行情水涨船高
本报2009年关于“你怎么看医生送红包”的调查显示，34.19%的人会送给医生500—1000元的红包，超过1000元的仅占26.45%。而此次调查中，54.1%的人表示，他们会送1000—5000元的红包，甚至有6%的人选择了5000元以上的巨额“红包”。不光是数额增加，红包的花样也越来越多，不少患者说，“医生不愿意直接收钱时，你就得想办法换成实物”，包括从提供房屋装修到送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旅游费用等应有尽有。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给医生送红包？”调查显示，“手术”位居首位，占到53.87%；其次是“病情危重或属于疑难杂症”，占19.55%；“遇到特别有名的专家”和“住院”分别占10.42%和10.24%；5.93%的人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能送就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患者送红包主要发生在一些重病重症、医疗技术较高的科室，比如肿瘤、骨科、外科等，特别在手术开刀、用麻醉药等环节。这些年，产科也是红包重点‘光顾’的地方，有调查显示，中国有24%的产妇给医生送过红包。
此外，某医院声望最好、技术力量最雄厚的科室，病人一般送的红包也比较多。“红包”送出手，除了让患者心安，也确实能得到不少实际的好处。调查显示，仅有7.65%的人认为送红包“用处不大”，3.06%的人认为“绝对没用”，认为送红包“有用”、“有一定作用”、“非常有用”的人分别占到28.38%、30.17%、30.74%。而对于送红包的作用，认为“使医生态度变好”的人占32.19%，29.65%的人认为手术会更认真；8.59%的人认为不会滥做检查；7.05%的人认为不会开高价药。
主动送红包源于心理期待
“其实，现在主动索要红包、道德品质极其恶劣的医生已经很少了。”首都医科大学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告诉记者，反而是患者主动送红包的占了大多数。事实上，记者在走访北京几家医院时也发现，讨论“该给医生送多少红包”的确成了病友们最热衷的话题，候诊室外、病房里，很多人都会彼此传授心得和经验：哪些医生是肯定不会收的，送红包时有什么技巧，哪些医生是最重要的，哪些医生是不能忽略的，不同病分别都是什么行情……不仅如此，就算是医生自己，求人看病时，也会送。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告诉记者，去年他岳母生病时，也一样包了个3000元的红包送给医生。
中国社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新影分析，这些患者在心理上对“送红包”有种期待。有些人是为了使医生尽心尽力治疗病人，借此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有的是为了祈求保险，尤其是减少手术风险；还有的属于随大流的从众心理。
家住济南的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一个亲戚四年前做食管癌手术，提前给主刀医生、麻醉医生、缝合医生送了2000块钱的红包，以为这下万无一失了，没想到事后发现，还是漏送了治疗医生和护士长。病人手术后，治疗医生马上给开了5000多块钱的药，光五六百块钱的胎盘血白蛋白就开了五支。事实上，在后来的治疗中，只给病人打了两三支，其他的药就不知道哪去了。
其实所谓的“主动”，也是在现实逼迫下的一种无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红包现象之所以成为一个“怪圈”，一方面和医疗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平衡有关。如果不是优良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病人“感冒发烧都要上协和”，那么一大批红包就可以省了。另一方面，“中国百姓对医疗制度的安全已经处于一种不信任的状态，他们觉得，还是用钱筑成的关系最可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处长何铁强说。大多时候，人们进医院都处于茫然状态，不知道排多少天的队才能住上院，不知道最快要多久才能做上检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只有托人送红包，心里才有着落。
红包绝对不能合法化
其实，红包现象不只中国存在。日本最畅销的杂志《周刊现代》曾揭露，日本外科医生收红包现象也非常普遍，患者不满“一刀切”的健康保险体制，以“红包”的形式挑选自己喜欢的医师，同样反映了日本医疗制度的不合理。相反，实行优质优价医疗服务的美国，红包现象得以杜绝。近来不断有人提出将红包合法化，早已被取缔的手术“点名费”也在私下里依然存在。
于海指出，“无论是点名费还是红包合法化，实际上都是把私下的红包变成公开的红包，看上去是尊重了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并没有改变少数人占有优势医疗资源的现状，只能让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当医生和病人间只剩下物质和金钱的关系，金钱包裹下的诚信只可能是一种虚假的诚信。长此以往，医生没有了道德底线，患者失去了信念依托，最终只能带来医患关系彻底崩溃。
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说，“如果‘理一个好点的头都要几百上千元，教授看一个病却只需要十几元’的现状不改变，医生的大多数劳动得不到应有回报的情况不改变，那么，彻底告别红包只能是一种奢谈。我们应该让有才华的医生通过合法手段富起来。”在目前的状况下，要解决“红包问题”，当务之急是让医生看到到底怎么才能让他们的价值得以更好的体现，比如在一个更为完善的医疗环境下，通过多点行医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并且赢得更多同行的尊敬……这是红包现象背后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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