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馆里的新派中餐 中国在德国的真实存在

（明镜/图）

在法兰克福，“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歌曲声中，华人社团在排练舞蹈准备参加当地文化节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内，执行院长余德美（左）和简涛博士讨论“早期留德华人图片展”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图）

　　啤酒馆里的新派中餐 中国在德国的真实存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实习生 张丹彤 发自柏林 慕尼黑

　　编者按：在高级的层面上，中德关系总是体现着价值：德国总理默克尔每年至少访华一次，中德贸易额相当于中英、中法、中意贸易之和。

　　然而与此同时，德国也是某些分裂势力最主要的海外活动基地，德国媒体时常炒作“中国间谍威胁”，中国人移民德国已近200年历史，新一代中国人在德国买下了矿山，却买不下一家啤酒馆……

　　作为中国在世界真实存在的第三站，南方周末记者特别走访德国，为您展现在德国的真实中国。

　　即便德国总理默克尔保持了每年访问中国一次，在最近一个月的德国媒体上，中德关系的关键词却始终是“中国间谍威胁”。

　　6月22日，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德国日益受到间谍威胁”的头版文章，并配以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大幅照片——使馆玻璃外墙印衬着湛蓝色的天空，正中间是中国国徽。照片说明写着：“这是中国的国徽，也可能是正在看着你的眼睛。”

　　这篇文章给在德国的中国人普遍带来了不愉快，一时间，似乎在德国的中国人，从使领馆官员、记者到留学生都“可疑”起来。

　　目前大约有7.9万中国公民和大量加入德国籍的华人 （7万-12万，说法不等）生活在德国的都市和乡村。而中国人在德国的近200年生活印记中，就包括了季羡林、蔡元培、朱德、周恩来这些名字。

　　早年的德国华人多数以中餐馆为自己梦想的起点，默默打拼，以求安身立命。虽然没有唐人街，但他们更多地自成一体，与德国主流社会人群并无过多交涉。即便在闹市，他们也像是一个隐形的群落。

　　但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来到德国的中国人，也开始逐渐打破中国人谨小慎微、固守一隅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德国的投资和生活开始有了更“高端”、更新潮的尝试，“中国人”的概念也更加多元——起码，绝不仅仅能用“眼睛”来概括了。

　　买一座飞机场

　　庞老板要买啤酒馆时，因为一句“加做中餐”吓坏了当地人。啤酒馆是传统的德国文化，难以想象这个地方卖中餐。

　　在柏林向西北约160公里的地方，一个叫做“帕希姆”的小城，一个河南人在这里买了一座机场。

　　2007年，河南商人庞玉良和他的林德国际物流公司投资1.3亿美元购买了帕希姆国际机场和附属的850公顷土地，他计划打造一座包括机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商贸区、飞行训练中心和高档别墅休闲度假村为一体的“国际航空城”。

　　对于早期的中国移民而言，想要在德国生根长居，往往遵循一个固定范式：中餐馆打小工、做厨师，攒钱，自己开一家餐馆。如果再赚到钱，就再多开一家。

　　而在当下，这个河南人正将华人在德国的终极梦想大幅度前推。

　　帕希姆国际机场是前东德遗留下来的军用货运机场，七十多年来，它一直是这个城市的地标和所有当地居民的骄傲。无奈两德合并后，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机场经营江河日下。

　　宏伟的竞标方案帮助庞玉良和他的公司打败了DHL、阿联酋航空等国际物流业巨头，竞购成功。

　　他当时承诺，新的机场会带给帕希姆5000个就业岗位，这简直让这座小城欣喜若狂。帕希姆的人口只有1.8万，恐怕剩余的劳动人口还不能满足“航空城”的需求，“要把外地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都拉来才行”，帕希姆国际航空城战略发展总监吕鹏这样形容。

　　然而三年过去了，如今帕希姆国际航空城有38个工人，其中有5个是中方管理人员。迟迟不能兑现的就业承诺难免让当地民众有些失望。

　　“三年前我们提出的承诺稍微有一点冒进。”吕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中国可能一个开发区创造5000个就业位置轻轻松松，一条流水线就可以干掉一百个就业位置，但德国不现实。当时由于我们不了解当地情况，所以说了大话。”

　　虽然工作岗位没有实现，中国人对帕希姆的影响却已春风化雨般渗透各个角落。中国员工常去的一家意大利饭馆，专门给中国人做“羊排豆角焖面”。据说这是林德公司的一位副总亲自下厨，要求老板严格记录，训练厨师学会的。

　　而最近，帕希姆的反对党和媒体正在热炒中国企业“行贿”政府官员的事——林德国际物流公司邀请帕希姆政府和工商协会的官员到中国去参观了世博会。

　　在一家啤酒馆里，帕希姆市长Roly　Bernd对本报记者说这是一场“误会”——“庞先生的企业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三年，很多河南省的官员都来过了，我们也应该去河南考察招商……参观世博会只有一天的行程。”

　　Bernd市长认为，帕希姆近期正对涉及林德国际物流公司购买机场的一笔费用支付问题讨论，所以公众有这样的误解。他们已经决定把去中国的时间推迟到今年秋天，当然费用还是由庞先生的公司资助。

　　这家啤酒馆也是庞玉良和其他中国员工常光顾的地方。据说庞老板有一回在这里喝酒，一开心就想把啤酒馆买下来，酒馆老板也真的报价了。但庞老板一句“我们可以加做中餐嘛”，却把当地人吓回去了。在他们看来，啤酒馆是传统的德国文化，难以想象这个地方卖中餐。

　　庞玉良收购了帕希姆机场后不久就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没有一个航班。如今，机场航班已经可以达到每周2班。尽管这还远远达不到人们的期待，但Bernd市长和吕鹏都认为应该多给中国公司一点时间，因为“截至今年4月，货运量就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输家赢家

　　10个月艰苦谈判后，中国企业管理者甚至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工会，让德国员工在不加工资的前提下每周多工作两小时。

　　在德国传统工业区鲁尔区，中国人来了。他们拆走了德国人的工厂。2003年起，中国兖州煤矿集团四百多位中国工人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多特蒙德一座破产的焦炭厂从德国拆运回中国。这个故事被德国导演拍摄成了纪录片《输家赢家》。

　　德国人发现，拆运工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推进，而中国人似乎也并不在乎重大事故。片中身材严重发福的中方领导“莫主任”不屑德国人的安全提醒，“没有牺牲，哪来的买德国工厂的钱？”他甚至还慷慨激昂地吟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工人拿着400欧元的月薪，每天12小时，每周7天，干着德国工人给4000欧元月薪也不愿意干的活。“莫主任”在片中还野心勃勃地说，下一步的计划，应该把奔驰轿车和空中客车的工厂也搬到中国。

　　德国的森林也似乎开始面临中国人的“威胁”。2007年，德国林业工作者联合会发布一份标题为《中国人正在德国购买整片森林》的新闻稿，称“中国人已经在策勒地区购买了500公顷森林，目前还正就购买大片森林进行谈判”。德国开始有人担心，中国人会不会“买光德国的森林”？

　　不过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购买德国的工厂。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公关部经理曹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最看重的是“德国制造”四个字，这正是中国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的最好法宝。

　　国际收购经验的匮乏令很多中国企业的投资并不顺利。2005年，中国家电企业巨头TCL收购德国老品牌施耐德遭遇惨败，不得不最终破产并解散工人。TCL被德国人批评为“他们要榨干德国企业，不是为了德国企业持续发展而来”。

　　而北京第一机床厂收购阿尔道夫·瓦德里希科堡公司——一家曾在全球重型机床行业排名第一的企业——则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功。通过10个月艰苦卓绝的谈判，中国企业管理者甚至成功地说服了工会，让德国员工在不加工资的前提下每周多工作两个小时。

　　“我们理解德国工人想要保住工作位置，但企业必须能够在世界的市场上生存下去。你们知道在日本、在韩国、在中国，这个行业的产业工人每周工作几小时？德国呢？”曹奕说。谈判成功，企业效益好转，在2年内，工厂的就业岗位甚至还增加了120多人。

　　今年，华为最新的研发中心投资项目可达约2亿欧元，这是目前中国在德投资的最大手笔。华为之外，中兴、宝钢、海尔等一系列中国大企业都在德国扩张着自己的触手。

　　与早年贫穷闯荡海外的中国人不同，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以投资者的形象出现。2008年中国对德直接投资（FDI）达5.68亿元，比5年前上涨了264%。

　　少数派中的少数派

　　在热合江的餐厅里，汉族顾客、维族服务员和土耳其人、德国人一起为世界杯欢呼。

　　和积极彰显自己的中国企业不同，这一群中国人在德国有意无意地在隐匿自己。他们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15万-20万人口的中国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不到0.25%。而在德国的中国少数民族，更无疑是少数派中的少数派。比如，慕尼黑尽管号称是中国之外全球最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地，但也大约只有五六百名维吾尔族人长期居住。

　　一个去过位于慕尼黑的世维会总部的巴伐利亚广播电视台的德国记者告诉本报记者，实际这个“总部”，也不过三四间办公室，全职工作的工作人员三五个，“有点简陋”。

　　离世维会总部大约三四百米，是全欧洲惟一一家维吾尔餐厅，叫做“塔克拉玛干维吾尔餐厅”。老板叫热合江，今年50岁，是新疆独山子人。1997年，热合江举家来到德国慕尼黑，做过服装等各种生意，并于2006年接手这家餐厅。

　　如今这里已有七八名雇员，多数是维族人，也有伊拉克和土耳其人。顾客倒多半是汉族人模样，操着各地不同口音的普通话聊天，一面大吃着拌面、拉条子和大盘鸡。

　　“我们没有聚居区，但生活得都挺好的。”热合江操着流利的新疆口音汉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就是个简简单单做生意的人，不想掺和到政治里面。”

　　即便是在慕尼黑，维吾尔人也没有自己的聚居区，他们多数混居在土耳其裔社区中。从外貌上他们很难区分，甚至语言也可以相通。

　　土耳其人恰恰是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于是，大多数德国人不曾注意到维吾尔民族。即便是政治领域的记者，很多也都是在关塔纳摩囚犯事件和“七五”事件时，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少数民族。

　　但大多数德国人都知道西藏和达赖，尽管某些分裂势力在欧洲而言更多地集中在瑞士。

　　在德国的一些城市，也偶尔能看见悬挂“雪山狮子旗”的餐馆，只不过，这些餐馆大多经营印度菜。路边的汽车上也偶尔能看到同样的旗帜，以示他们对某些分裂势力的支持；但一位德国记者告诉南方周末说，旗帜的主人很可能对西藏的历史和现实一无所知，这样的举动“像是一种时尚”。

　　多数在德国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新老移民，却和在这里的汉族人没太大区别，他们同样是在为了一份更好的生活而打拼，同样希望能更好地加入主流社会群体。

　　在热合江的餐厅里，汉族顾客、维族服务员和土耳其人、德国人一起为世界杯欢呼，而电视里播放中国广西洪水时，热合江的太太还会和他用感慨的口吻做些讨论，尽管他们早已经是德国公民。

　　热合江说，他每天都会上网看国内的新闻，“新华网也看，维吾尔在线也看。”

　　彼岸

　　无论如何，中餐馆还是开着。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捍卫一种华人传统了。

　　有5万温州青田人居住在德国，绝大部分依然经营着中餐馆。德国《华商报》主编、德国中餐馆协会理事修海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德国目前仍然约有1.5万家中餐馆，但很多经营状况堪忧，过度竞争、卫生信誉度差和缴税漏洞等问题均已浮出水面。

　　曾经两任德国青田同乡会的会长、中餐馆“百乐酒家”的老板傅春平在谈到这个行业时说，“中餐……能转行就转行吧。”

　　实际上，新一代的中国人在德国已经越来越多地脱离了中餐、小生意等行业窠臼，大批留德学生和年轻移民有了越来越多元的生活选择，干起了他们的前辈们不能想象的一些事。

　　帕希姆国际航空城战略发展总监吕鹏1996年来到德国。第一个夏天他就开始对老派的中国留学生生活感到厌倦。他于是骑上自行车，带着帐篷和睡袋，用1个月贯穿德国南北。

　　吕鹏甚至用了一年的时间，去意大利拍摄中国非法移民。有非法移民在海边画玻璃画，他为了跟别人套近乎，自己也摆摊卖画。结果生意太好，他一口气在海滩上画了三个月，每个月能卖5000欧元，“晒的黢黑黢黑，但一年的生活费可都挣出来了。”

　　毕业后他注册了一个公司，叫作“中国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尽管宏大愿望没有实现，最后这个公司的实体变成了一家按摩院，他却又开始想，在德国400个高速公路加油站设立“中式按摩点”，每个点雇用2个按摩师，就是一个庞大的运营网络。这个梦想依然未能实现，但因为这个项目计划，他很快就申请到了德国长期居留权。

　　与老一代挖空心思钻移民法漏洞甚至非法偷渡不同，当下的中国人在选择去留方面已经更加从容。

　　有些人想离开，比如已经取得德国国籍的国立图书馆管理员陈进（化名）。他卖掉了租屋里的家具，他说：“德国生活比较没有压力，但这是一个条条框框都已写好的社会……你只能沿着已有的路径来走，甚至一眼能看到自己三十年以后的样子——一个资深图书管理员。”

　　当然更多的中国人选择留下。他们喜爱德国的生活方式，“简单”、“没那么物质”。

　　留下来的中国人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第一个”。

　　去年9月，华人企业家张逸纳当选北威州卡尔斯特市议员，这是华人在德国近200年的历史中首次出现的市议员。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华人在德国极少参与政治。

　　慕尼黑工业大学第一副校长孟立秋是第一位、也是目前惟一一位进入德国高校管理层的华裔学者。他坦陈，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和不同意见时，她常常会想到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这种敏感与生俱来，是不是跟我中国血统有关？”

　　“作为第一代移民，我老是在双重的状态下生存。”孟立秋对本报记者说，“如果是悲观一点的话，觉得是人生的夹缝，望不见此岸，也望不见彼岸。”

　　不过显然，有很多新来德国的中国人——无论他们买了机场还是矿山，无论他们是汉族或不是——已经看见彼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