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炸弹”源于不当利益膨胀

　　南京爆炸事故警示我们，城市发展不能远离“人”，建要建得有科学规划，拆要拆得有技术含量，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充足空间。这检验着一个城市文明的成色，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和智慧。

　　“7-28”南京爆炸事故4名相关肇事者已被刑拘，一些内幕渐次浮出水面。原来，事发地南京塑料四厂的拆迁工程被层层转包，最后的“下家”董来荣私掘地下管线牟利，引爆一场冲天大祸。而地下管道所有方的监管人蒋山尊随意设置警示牌，导致禁区划定存在重大遗漏。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南京爆炸事故的发生，有其违规施工的偶然性，但也存在巨大风险基础。首先，出事的塑料厂紧邻居民区、养老院、幼儿园和酒店，距爆炸地点两三百米还有一个家具大卖场。房子建到了安全距离之内，当地城市规划部门负有最直接责任。其次，化工企业的搬迁，涉及复杂而危险的地下管线，有其安全特殊性，需要专业队伍，政府相关部门不能缺位。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说得好，先有城市规划上的无序，后有行政上的不作为，才使得化工企业带来的威胁一次次成为现实。

　　值得反思的，应不只是监管者何以放任不为，“拆弹者”何以肆意妄为，更应追问，远离城市的化工“炸弹”何以能逼近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事实上，不仅是在南京，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化工爆炸事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化工厂距离人口密集区非常近，甚至连200米的底线防护距离也没法保证，因此一出事就造成巨大伤亡。

　　这背后，一方面是化工产业方兴未艾，化工企业星火燎原；另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人口密度剧增，城区不断扩张。这两大“洪流”都在蔓延扩张，即便是当年远离城市的远郊化工区，也会迅速与延伸的城区狭路相逢，在有限的资源空间内必然发生冲突，由此带来的公共安全风险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管理者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坚守安全距离底线，留足缓冲区域，从源头上为公众排除风险；也需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协作，强化对各种工业危险的监测和治理。

　　然而这些爆炸事故反映出来的现实却不容乐观。一些城市在建设发展中，过分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规划缺乏长远考虑和前瞻性，甚至为了财政收入、GDP数字不惜牺牲公众安全必要的空间、资源等，人为地拉近了工厂与居民的距离，给城市安全带来严重隐患。而在城市改造和旧厂拆迁中，利益链条丛生，监管缺失，混乱无序，结果往往无意中引爆“炸弹”，给社会造成严重损失。可见，化工厂成“炸弹”，源于不当利益的膨胀。

　　距离产生美，也产生安全。当我们的城市在大拆大建中日新月异，当我们与现代工业越走越近，也应警惕那些繁荣背后隐藏的危险。南京爆炸事故警示我们，城市发展不能远离“人”，建要建得有科学规划，拆要拆得有技术含量，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充足空间。这些，检验着一个城市文明的成色，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和智慧。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