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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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红脸上表情复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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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县副县长李军搂着孩子们 |
【邵阳县留守儿童赴东莞】记者手记：他们无处安放的童年
小时候
亲情是一根长长的电话线
我在这头
爸妈在那头
现在啊
亲情是一张薄薄的火车票
我在这头
爸妈在那头
编者按：湖南省邵阳县留守儿童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0%，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县”。为缓解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亲情饥渴，邵阳县7月29日组织19名留守儿童代表前往东莞与父母“亲情见面”。邵阳县的留守儿童，是中国留守儿童的缩影。对邵阳县组织的此次活动，红网记者全程跟随采访。
留守儿童，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农村劳动力转移而产生的一个群体。这些孩子的父亲母亲，为了生计外出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年幼稚弱的他们则不得不与父母长时间分离，通常与上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时空隔离产生的亲情缺失、亲情饥渴，在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长时间累积，将衍生出怎样的社会问题，目前还难以预料。幸运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教育界人士已经开始重视这一群体，并及时给予了关怀和扶助。
湖南省邵阳县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县”，留守儿童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0%。可以说，邵阳县的留守儿童，是中国留守儿童的缩影。为了缓解这些孩子普遍存在的亲情饥渴，邵阳县7月29日组织19名留守儿童代表前往东莞与父母“亲情见面”。
留守儿童代表出发前，红网从邵阳县得到了相关讯息。作为一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媒体，红网当即决定要全程跟随进行采访报道，让全社会更多人能关注留守儿童问题。
7月29日，我从长沙赶到邵阳，随队赶赴东莞。
直到看到孩子们之前，我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深深地被打动、被震撼。
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怀抱中撒娇时，他们却只能孤独地待在家乡，与祖辈为伴。他们中间的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坐火车。
几个朋友看了这一次的系列报道，告诉我他们也曾因为故事中的孩子偷偷流过几次眼泪。“我真没办法想象，一个5岁的孩子自己去山上给奶奶送伞，4岁的孩子给坐月子的妈妈洗衣服、煮饭。这些情境都是真的吗？”
是的，我和同去的媒体同行们从陈媛的父母口中听到这些事情时，也觉得惊讶，再看着孩子们懂事的脸，想想他们瘦弱的双肩已经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又随之而来一阵心酸。
是的，这些孩子都过于早熟、敏感。要么性格内向，要么过于活泼。相对其他孩子而言，性格比较极端。
花较多的笔墨关注陈媛和陈莹，是因为这个家庭比较典型：贫穷、超生，母亲重男轻女，父亲则欲把女儿留在东莞念书而不得。
他们的父亲陈国红，因为在家乡的村子中受排挤，认为这是由于自己五代单传，但又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谈起过往和对孩子的自责，这个37岁男人脸上的表情时而无奈时而悲伤时而愧疚。
我见他是为数不多的对女儿的教育比较重视的家长，便告诉他可以趁此机会找一下带队的邵阳县副县长李军，让后者引荐一下也来参加活动的东莞市妇联副主席安玉红。他开始不肯，怕“副县长那么大的官”不理他。
我和他说，邵阳县能组织这样的活动，说明对留守儿童是很关注的。而且我和李副县长打过交道，他人很和蔼。
劝了几次之后，老实巴交的他终于鼓起勇气向李副县长开了口，李军一口答应，安玉红对这件事情也很关注，告诉了他新莞人子女在东莞就读公立学校的一些政策。
在这个政策里，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是最起码的要求，缴纳社保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陈国红有三个孩子，卖小菜的他，几乎不知道社保这回事，当然也不知道养老保险不能全国流通。
尽管陈媛和陈莹就读公立学校的希望渺茫，但安还是蹲下来，和陈国红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陈国红在人群中偷偷问我，“我女儿在这里上学的可能性大不大？”
看着他那期盼的眼神，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真实的答案，只说，我相信安主席会尽力而为，现在是多了一个希望。
隆佳仪的父亲听说陈国红找到了安主席，也在第二天找了她。幸好，隆佳仪是独生女。
队伍中的每个留守儿童身上都有故事，我尽量全面、完整地转述给大家。但在报道中还有一个孩子的故事我没有提及，因为问她关于父母的事情时，她总是转移话题，只能通过观察进行一些猜测。但是我不想在新闻报道中用自己的揣度代替孩子的想法。
她叫唐晶，这个孩子看上去很活泼，很会夸人，明明你长得很小麦色，她也会说，姐姐你好白，你的牙齿也好白。
她还会主动亲我们，也会要求记者们亲她，亲她脸颊。
一群孩子待在一起，她是开心果，会讲笑话让大家笑个不停。
但最后一天早上看到的情境让我偷偷流下泪来——唐晶父亲带着妻子和小儿子一起在宾馆的自助餐厅吃早餐，两人不时疼爱地看着小儿子，给他夹食物。唐晶站得远远的，望着这一家三口，仿佛那不是她的家……
我也是农村里长大的孩子。很幸运，我一直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但我家乡的小村庄靠近国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许多年轻的父母开始外出打工，把孩子留下来和祖辈待在一起。
每年回家乡，我总能听到一些孩子已经变“烂”的消息。如今我们已长大成人，曾经让曾祖辈们引以为傲的富有而团结的小村庄，在大学教育开始普及的年代里，我们这一辈中的大学生屈指可数。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在家乡惹是生非，成为远近闻名的“恶棍”，就是在“混”在外面不知所终。
年轻人留在家中的越来越少，老人们在村庄中孤独地死去。
有部电视剧叫《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看到这些留守的孩子，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我们无处安放的童年”这几个字眼。
那些我们记忆里欢声笑语的童年，在这些留守儿童的记忆里，会是怎样的一些画面呢？
“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留守儿童在近50年之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采访了长期关注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应用中心副教授范方，他对留守儿童的状况忧心忡忡。“我很担心这些孩子会仇视社会，长大以后成为社会中不稳定的因素。”
邵阳县副县长李军也指出，现在中国的教育投入呈现一种倒金字塔的状态，越到大学投入越多，越到小学投入越少，对农村幼儿园的投入几乎没有。“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知道，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进入大学的机会。这样的教育投入，只会让这些的孩子们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告诉我，作为一个留守儿童县，邵阳一直在探索针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教育方案。在邵阳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背景下，要从根本上也就是从经济上吸引大部分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在短期内是比较难以实现的。
“只能从关爱留守儿童本身入手，一方面是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这不仅需要邵阳本地财政的支持，也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最好是尽可能地多建立寄宿制小学，我和范教授探讨过，邵阳县在几年前也开始进行实践，效果很不错。在考虑到祖辈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方式上，我个人认为，老师的亲情替代，比隔代教育要好得多。因此，为农村小学配备更好、更完善的师资，也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必要条件。”
是的，要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减小贫富差距，必须从最根本的地方做起。截至2009年底，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达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4000多万人。目前，留守儿童的数量还在急剧增长。
我们不敢想象，如果这些孩子在长大以后，没有建立起积极正面的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仇视社会的话，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我们也希望，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地，比如东莞，对新莞人和他们的孩子多一些包容和关爱，毕竟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而他们的孩子，也将加入城市建设的行列。
无论如何，城市化的进程，不该让农村孩子们付出童年这么沉重的代价。
红网记者 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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