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躲水部落”：把家让给洪水之人

　　8月5日，新余市新欣立交桥桥底路段被积水淹没。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新华网武汉8月7日电　记者　皮曙初　尹平平

　　正午时分，气温接近40摄氏度，51岁的陈为炳和妻子一起坐在临街的楼房门前，一根一根地掰着紫红色的玉米。在他身后，三层楼房的结构有点奇特，一楼有4米多高，比普通的楼房要高出1米左右。

　　陈为炳的家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一处低洼地带——杜家台分蓄洪区。当汉江或长江洪水来势凶猛时，这里就可能要调蓄和分流多余洪水，而在里面居住的民众就要抛家舍园，“躲水”避险。待洪水退却后，他们再返回。

　　陈为炳笑称自己是“水老鼠”，有人称他们为“躲水部落”。在长江及其支流汉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水域，存在大量杜家台这样的分蓄洪区和陈为炳这样的“躲水部落”。 8月5日，车辆行驶在新余市北湖东路。 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按中国现行有关法律，“躲水”是他们的法定责任，法律同时也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弥补他们的损失，并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

　　和陈为炳一样，在长江沿线数以十万记的分蓄洪区居民都曾有过多次躲水的经历。杜家台分蓄洪区兴建于1956年，共启用了20次，是中国启用最频繁的分洪工程之一，最近一次启用是在2005年10月。今年7月27日，有约3万人一度转移出去。

　　一周前，汉江洪水一度高涨，几乎是近二十年来最凶猛的一次。危急之际，政府计划开启杜家台分洪闸。陈为炳是武汉市蔡甸区消泗乡渔樵村的村委会主任，7月27日晚上接到命令，所有村民都必须当晚转移出去。陈为炳没时间顾及自家门前晾晒的玉米，就和其他村干部一道，挨家挨户去通知。

　　当晚，渔樵村810户居民都赶着搬家，能搬得动的粮食、家具，有楼房的搬上了二楼，住平房的就搬到左邻右舍家里。到天亮之时，全村人分别乘上大客车离开。陈为炳要在这里坚守到分洪前的最后时刻，“整个村里就我们几个守村的，看起来有些凄凉，家家户户的前后门大开，防止洪水来时把门撞破”。

　　人可以“躲水”，但房屋和田地是“躲”不了的。“一楼做高一些，洪水来了就不会淹到二楼去。”陈为炳说，“今年如果分洪了，洪水可能要淹到一楼窗户的上沿。”不过，令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今年杜家台最终没有分洪，这些“躲水一族”在7月29日以后陆续回家。

　　在陈为炳的家里，记者看到，一楼的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供村民看书的两个书柜和几张桌椅，电视机、冰箱等电器和像样的家具都摆放在二楼以上。

　　陈为炳告诉记者，新楼房是在1998年以后做的。他记得，早在1983年和1984年的时候，他们连续两年躲了三次水，有一次在外面住了两个多月，回到家里的时候，房子的后墙已被洪水冲了个大窟窿。 8月5日，新余市新欣立交桥桥底路段被水淹没。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在湖北省仙桃市西流河镇庆丰垸，兴农村一组村民王林海告诉记者，自己十几岁时就随父母搬到杜家台分洪区里生活，那时政府鼓励人们到江边开荒种地，此后的近40年时间里，他们每隔几年就会被洪水淹没一次，不得不一次次搬出来，有时候一年还会搬出来两次。

　　“躲水部落”在危难之时，不得不做出巨大的牺牲，但分洪区的居民仍有着别样的坚强。“我们是城墙上的麻雀，吓大了胆的。”在消泗乡的一条公路上，几位港洲村的村民正在晒玉米，这是他们“躲水”归来后，这几天里赶紧抢收回来的。他们笑着对记者说，尽管每年都是提心吊胆地种下种子，但是谁也不会放弃种植。

　　“这里是江汉平原的最下游，土壤肥沃，种什么都长得很好。”陈为炳说，“大伙的种植积极性是很高的，连路边荒地上都种满了庄稼。”但是，他们只能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不论在消泗乡还是三洲镇，基本上没有工业发展的影迹。

　　“躲水部落”也渴望改变这种生活。王林海表示，他们愿意把家搬到分洪淹没区之外，洪水没有到来时，到淹没区里生产；洪水来时，人给水让路。实际上，早自1998年洪水过后，中国政府就开始将一部分沿江民垸的居民迁移出来，让这些民垸成为洪水季节的调蓄区。这项工程的移民超过200万人，比长江上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工程的移民总量还多。 8月5日，一位市民行驶在新余市北湖东路。新华社记者周科摄
　　目前仍然生活在分蓄洪区和沿江民垸里的居民也得到了中国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专门看望了多年频频“躲水”的王家坝村村民。中国媒体连日来详细报道了这些村民的故事，各地网民也纷纷在网上留言，向这些普通农民表达敬意。

　　中国政府也充分考虑到“躲水部落”的利益。湖北省水利厅厅长王忠法说，分洪是解除洪水压力的有效手段，但考虑到分蓄洪区居住着十几万居民，不发生大险情，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分洪，用最小代价规避风险，尽可能减少人民群众损失。按照分蓄洪的规定，对分蓄洪区居民的损失也将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