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舍利：千年入世与出世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阿育王塔的请出

　　本次考古发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李长春同志亲笔批示：“可喜可贺”。2008年8月下旬，国家文物局童明康副局长、单霁翔局长先后到南京市博物馆检查指导大报恩寺遗址发掘，以及铁函与阿育王塔的保护工作。

　　经初步观测，七宝阿育王塔高度近1.2米，内部为木质胎体，外部用银皮蒙覆，表面鎏金，并大量镶嵌水晶、玛瑙、琉璃等多种宝石。该塔由相轮、山花蕉叶和须弥座三大部分组合而成。塔刹有5重相轮，顶部为球形宝珠。四只山花蕉叶分别位于须弥座顶部四角，其内侧分别浮雕了两座佛立像和两座佛坐像。

　　外侧则浮雕了一组佛祖诞生、苦修、说法、涅，以及降魔显圣等佛传故事。塔刹与四座山花蕉叶之间皆以长链相连，链上悬铃。塔的主体是位于底部的须弥座。须弥座平面为方形。上、下两端的出涩部分皆浮雕一组佛像，姿势各异。

　　塔身四面中心部分，分别浮雕了 “萨太子饲虎”、“大光明王施首”、“尸毗王救鸽命”和“须大拿王”四幅大型佛祖本生变相。塔座四面的顶部分别刻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天下民安”和“风调雨顺”四字吉语。塔座四隅站立大鹏金翅鸟（即天龙八部之中的迦楼罗）。每面的上部和下部分别錾刻铭文，主要记述捐赠施主的身份、姓名，捐赠的数量，以及变相的名称等。

　　另外在塔刹根部，山花蕉叶内侧，以及塔座顶部平面之上皆有铭文，提供了十分丰富、重要的文字记载。从整体上看，该塔造型高大雄浑，装饰精美，寓意深刻，代表了宋代佛教器物制作的最高水平。

　　除七宝阿育王塔，在铁函之中还出土了许多其他供奉的物品。在一个丝织小包中还出土了数百枚形如米粒的舍利子，颜色以白色为主，少量为红色和黑色，推测为碑文中所称的“诸圣舍利”之一。

　　摘自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南京大报恩寺考古发掘报告》

　　中国佛舍利地图

　　“经典有记载，历史有传承，现实有证明”是认定佛舍利的“三大原则”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中国对于佛舍利的系统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黄心川对《望东方周刊》说。不过这位国内佛教研究的权威表示，这并不妨碍今日中国正经历一个佛舍利现世的高潮期。

　　就在6月12日佛顶骨舍利于南京盛世重光后，6月14日赤峰市披露，在辽上京遗址北塔天宫的琉璃瓶内发现48颗佛舍利。

　　自宋季以来，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以及中国佛教的兴起，僧人们已经很难从中土之外大规模带回佛舍利，佛舍利基本都在中国之内迁移。

　　在这样一个新的传播阶段，佛舍利的瘗藏和出土成为最主要的主题。而最近30年可能是几百年来中国佛舍利现世最为集中的时期之一。

　　根据公开报道，目前国内出土佛舍利的地方已超过100处，其中仅佛牙舍利就有20多处。

　　南京发现佛顶骨舍利后，有佛教界人士言：“乱世藏佛、盛世重光”。

　　《望东方周刊》记者通过对多位佛教界、学术界人士的采访，还原属于中国的佛舍利故事。

　　阿育王送来的佛舍利

　　黄心川表示，佛舍利何时传入中国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并不一致，但最早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南京。

　　据梁代慧皎所著的《高僧传》，当时一个叫康僧会的高僧以舍利的神奇来吸引孙权。他烧香祈祷21天后，铜瓶中果然出现五彩舍利。孙权令人以铁砧击之，砧俱陷，舍利无损。孙权叹服，即为建塔。于是有佛寺故号建初寺。所谓建初寺，一直被认为是南京大报恩寺的前身。

　　尽管这一记载存在附会，但在众佛教研究者看来，舍利在三国、魏晋时期可能已经出现在中国。

　　康僧会以舍利传教的故事记录在敦煌壁画中。它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时，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的文化抵触，佛舍利作为有形崇拜无疑适合宣扬佛教的传说与精神，“印度、西域有高僧来到中国，并不一定带来舍利的实物，但一定会把舍利作为佛教信仰的一种形式带入。”黄心川表示。

　　按照讲述佛陀生平的《长阿含经》，释迦牟尼涅后，留下的真身舍利，并被印度境内摩揭陀国等8个国家的国王分别建塔供奉。佛教之中的塔就源自供奉佛舍利。

　　有关舍利的另一个传说是，公元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下令发掘佛骨舍利塔，将佛舍利盛入八万四千宝函，分布于世界用以传播佛教。

　　中国佛教协会寺庙办主任王儒童向本刊记者表示，如果按照中国佛教经典《法苑珠林》等著作的记载，阿育王在中国境内相继建造了“19处舍利塔”。发现佛顶骨舍利的金陵大报恩寺前身金陵长干寺即是其一。

　　不过王儒童说，很多印度高僧到中国传教时都携带了佛舍利，中国僧人西去印度取经也常携带佛舍利归来。

　　“最厉害的是北宋。宋太祖信奉佛教，自他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在短期内派出大量僧人去印度求法，最多一次有500多人。这些高僧回来总要对皇帝有所交代，不少人就贡献给皇帝佛舍利。我在翻阅古籍时发现，起码有70多个僧人向皇帝作出进献。”黄心川说。

　　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原主任杨曾文整理，自北宋太祖乾德三年至仁宗宝元二年的74年间，共有45批中印及西域僧人进献了佛舍利，“可以说是历朝罕见，单是佛顶骨舍利就达到了四次。”他说。

　　“唐代僧人去印度求法是以求佛经为主。宋代更加明确一点儿，就是要舍利。这些高僧带回来的多是佛教七宝：琥珀、琉璃、玛瑙等，其中也不乏沙砾。这些不是佛的真身舍利，但可以替代。”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大报恩寺地宫发掘专家组成员汪海波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出土的舍利80%符合“宋代舍利类型”。

　　需求巨大的佛舍利

　　事实上自隋代开始，就已出现大规模佛舍利供奉。“在中国古代的每个盛世，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高潮。”杨曾文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佛舍利分发行为出现在隋文帝时期，并掀起佛舍利信奉的第一个高潮。

　　隋文帝一统天下后曾三次分发佛舍利，并要求全部110个州都建塔供奉。在第一次分发中，他甚至按照阿育王一夜成塔的传说，要求在他的生日---十月十五这天晚上，同时建成。

　　但是数量如此庞大的舍利从何而来？这时候出现了“感应舍利”的说法。“隋文帝的仁寿舍利多是感应舍利。所谓感应舍利就是高僧通过长时间的修行，使佛陀附身在上面。有的是高僧舍利，有的是金银器，有的是把佛经的几句话由高僧写下安放在地宫里。”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韩金科解释说。

　　隋文帝之后，唐朝因有8位皇帝亲自迎请佛舍利，成为历史上供奉佛舍利最为高潮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供奉舍利，李唐王朝不仅有皇帝的“八接六迎”，还不惜巨资，对保存佛舍利的法门寺进行扩修，终于在高宗显庆年间完成瑰琳宫24院，占地4平方公里，成为古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皇家寺院。

　　然而五代以后，随着政治中心东移，法门寺不再是皇家寺庙。到清咸丰年间，法门寺只剩下20多亩地，俨然一座破败的乡间小庙：一座山门，一座大雄宝殿，一座塔。

　　法门寺的经历是中国境内诸多佛舍利供奉地的缩影。随着时代变迁和烽火战乱，佛舍利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有传承的佛舍利

　　佛舍利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大约是1978年之后的事情。根据公开资料，50年代也曾发现少数佛舍利，但按照政府要求秘密保存了起来。

　　虽然目前各地纷纷出土佛舍利，但是满足“经典有记载，历史有传承，现实有证明”三个条件的却不多，而这是认定圣物的“三大原则”。此次南京佛顶骨舍利盛世重光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再次重申了这些内容。

　　“三大原则”中最为关键的是历史传承，目前能有相对完整历史记载的只有约7处。包括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陕西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等等。

　　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是解放后最早受到政府保护的舍利。据《高僧传》记载，此佛牙舍利由南朝高僧法献西行求法取回，最初供养在南京定林寺。此后历经十余朝，辗转大半个中国，期间或隐或现。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北京时，招仙塔被毁，僧人在整理瓦砾时，挖出石函，发现了这一佛牙舍利，悉心保存下来。直到解放后，1957年，中国佛教界发出重新修建招仙塔的倡议，佛牙舍利终于有了永久供奉场所。

　　在南京佛顶舍利出土前，中国最著名的佛舍利莫过于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佛指舍利。

　　韩金科回忆说，一直到季羡林带领40多名国内专家前往考证前，大多数人仍并不清楚法门寺出土舍利的意义。“大家更关注的是地宫里的文物，那些金子做的东西，还有阿拉伯的琉璃。”黄兴川说。

　　中央当时曾希望佛舍利收归国家保管，陕西省正在建设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也要接收。佛舍利甚至已经准备运往西安、北京。后几经波折，最终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敲定，就地在法门寺建博物馆保护。

　　与其他文物相比，地方政府对法门寺佛舍利的态度本来并没有那么积极。佛舍利出土后，只有民政部门的一个科长去现场管理，也没有高级干部前去查看。

　　黄心川印象深刻的是，90年代初他在西安组织了一次与法门寺佛舍利有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佛教有关的几个国家都安排了大使出席。“一帮大使同时到了西安火车站，西安外事局没有派出人去接待。最后大街上临时找几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宾馆。”

　　黄心川发觉，当时地方官员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法门寺已因佛舍利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在他们眼里，法门寺仍是一个普通的寺庙。

　　2002年，台湾高僧星云法师联合全台40多家寺庙给北京写信，申请将法门寺的佛指舍利请到台湾瞻礼。佛舍利在台湾的38天中吸引了五大洲的华人佛教代表，影响巨甚。两岸在法门寺文化的重大发现面前，也显示出新的凝聚力。

　　法门寺的佛舍利护法团结束台湾之行后没回陕西，直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

　　2003年开始，在省领导的关注下法门寺规划了3000亩的建设项目。“现在建了1000亩，已经投进去23个亿。去年建成了一座147米高、用来安放舍利的合十舍利塔。”韩金科说。

　　合十舍利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按照“21世纪世界佛教建筑标准”建造的，在国内没有雷同。过去佛塔里有100多平米面积就已经大得不得了。但是它的第一层就有1万多平方米，“比一般的火车站还大”。

　　修建合十舍利塔的举动在当地看来无可厚非，于学术界却受到不少争议。“这座塔没有中国传统元素，而且要把佛舍利送到塔上去供奉，宗教界也是反对的：舍利需要的是瘗藏，入土为安。”汪海波说。更多的反对声音认为：佛塔被建成了现代的观光楼。

　　越来越多的佛舍利

　　尽管批评声不断，法门寺的做法还是得到了很多地方的效仿。

　　2008年10月，兖州兴隆塔出土宋代佛骨舍利。这个一直低调的山东小城很快就围绕佛教文化规划起了一个高规格的文化园。2010年的招标书显示，兖州兴隆文化园一区B标段的面积就有6304平方米。

　　前些天，黄心川受邀到兖州考察。他惊讶地发现，兖州几个大寺庙“超出预期的漂亮”。在与兖州相邻的汶上县，因发现佛牙舍利，目前投入也在1亿元左右。

　　最近5年间，黄心川受邀参加了不少这样相关会议，“全部都是政府出面，市长亲自出来接待吃饭。组织出书，都把专家的文章放在前面，作为见证。”

　　汪海波说，这种状况在20年前的中国不可想象。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据有关部门指示，佛舍利更多作为文物，主要注重保护。

　　但在2000年后，每一次佛舍利出土都打上了“轰动世界，震惊全国”的烙印。但其中相当部分并不符合“三大原则”。

　　佛舍利多了，“证据”的重要性就显示了出来。山西一个地方曾找专家要求鉴定70年代发现的两颗佛牙，“结果说根本不是人间所有的东西，这个玩笑开大了。”汪海波说，这是一个误区：佛舍利是信仰物，不能牵扯真假之事，“地方政府显然并不清楚这个根本问题”。

　　虽然有所担忧，但杨曾文认为，只要适当呼吁，对佛舍利出土采取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这一问题还是可以妥善处理。

　　根据历史记载和中国的文物资源状况，如果把佛舍利大规模现世看作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汪海波则认为，那么至少还会持续10年时间。■

　　佛教经典中有关佛舍利的记载

　　舍利，本来是遗骨的意思，通常指佛陀的遗骨，而称佛骨、佛舍利，其后亦指高僧圆寂后焚化的遗骨。《金光明经.卷四》解释为：“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从佛教典籍记载及流传至今尚可瞻仰的舍利可知，佛舍利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未烧尽的遗骨残片，如牙齿、指骨和顶骨等，另一种是《释氏要览》中记述的五色光莹坚固子和白色珠状物。牙齿、顶骨和指骨较稀有，而后者，即所谓“舍利子”居多。

　　佛顶骨，梵文音译“乌率腻沙”。本指佛顶肉髻，乃佛陀三十二相之一，“顶骨涌起自然成髻是也”（《无上依经》）；佛涅后特指顶骨舍利，“顶骨坚实，穷劫不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531），是“八十随形好”之七十八好。

　　佛典描述不同佛顶骨的形质：《洛阳伽蓝记》卷五记“方圆四寸，黄白色，下有孔”；《续高僧传》卷三记“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盖”；《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记“高五寸、阔四寸许，黄紫色”；《法苑珠林》卷二九记“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等等。

　　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佛舍利主要有七处

　　北京招仙塔的佛牙舍利（1900年），镇江甘露寺铁塔的舍利（1960年），北京房山云居寺雷音洞的舍利（1981年），陕西法门寺的佛指骨舍利（1987年），辽宁朝阳北塔的佛血舍利（1988年），山东汶上宝相寺太子灵踪塔的佛牙舍利（1994年），杭州雷峰塔的佛螺髻舍利（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