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字成“玩面泥”游戏 造假乱象触目惊心

　　据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2009年底，在某省的几次内部会议上，有领导提出当年GDP是否要过2万亿元大关，进入全国“GDP 2万亿俱乐部”的问题，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各项经济指标大幅下滑，经济形势明显不如往年，如果最后仍然宣布GDP大幅增长并突破2万亿元大关，容易引起全国舆论的关注甚至质疑。

　　虽然这个省在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09年GDP没有突破2万亿元，但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些地方，统计数据可以不实事求是，GDP似乎成了“玩面泥”的游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说，统计数据失真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于调查样本和范围不同出现误差，这是技术性问题；另一种是人为导致的失真，包括统计造假、随意填报统计数字、不具备采集条件却上报数据等。

　　“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都有"三本账"，对外公开是一本账，向上级部门汇报是一本账，自己私下还留有一本账。比如一个地方遭受了洪涝灾害，上级民政部门来了，当然是将灾害数字报得越大越好；总结抗洪成绩时，报的数字往往又会偏小。”顾海兵说。

　　采访中，一名基层官员向记者表示，现在习惯数字考核，基层最怕上级不给明确数据任务或指标，只要给了，无论如何都要“完成”。

　　记者采访某省夏粮生产时发现，之前统计部门和农业部门已协商上报国家小麦播种面积数据，但是今年夏收时持续的阴雨天气，将小麦主产区的抢收打了个措手不及。上级要求各地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的在地小麦面积全部报上来，以便确定农机需求和调度。汇总新报上来的数据，比之前居然多了近100万亩。记者就此多次询问农业部门，有关人士说，前一数据是农业部门与统计部门共同协商后报国家的，后一数据是各地所报抢收面积汇总而成的。

　　招商引资也是统计造假的重灾区。2007年10月26日，河南省新乡县宣布，中国首个严格按照欧盟标准进行生猪养殖、屠宰加工的项目正式启动。同时，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将“中国食品工业养殖示范基地”的牌匾授予新乡县。

　　当时的宣传称，这一项目旨在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可溯源的饲养模式，促进生猪生产。在借鉴欧盟生猪养殖经验和技术的基础上，最终确立我国生猪养殖业的最高标准。作为基地建设的第一步，新乡县将和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欧中联合商会共同启动建设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养殖项目，基地规划面积10～15平方公里，周边不建其他工业企业，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

　　今年6月，记者赶赴新乡县，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年存栏10万头生猪的基地。咨询了当地招商、畜牧等部门，得到的回答多是：“有这个项目吗？”“我们怎么不清楚？”……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一系列被“注水”的统计数字，可谓触目惊心，暴露出日益严重的“官场浮夸风”：

　　——东部某贫困县实际财力下滑持续多年，通过“空转”手法，财政收入指标却连年攀升，空转数额达4000多万元。这是责任考核下的“魔方数字”；

　　——为争取“养羊扶贫先进县”奖金，中部地区某县摆假场面欺骗检查团，根据“需要”上报山羊饲养量。这是利益驱动下的“儿戏数字”；

　　——中部省份某镇大搞“万亩黄花菜工程”，菜苗到农户手中时已腐烂变质，实际栽种成活的仅5亩，一些农户血本无归。这是形象工程下的“血泪数字”……

　　除传统的手段外，近年来统计造假又添了“新花样”。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恒告诉记者，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是拿笔直接改数据，在前面加个“1”、在后面抹掉个“0”，或者授意别人去改，而是将指标分解，通过层层施压，从源头上造假。市里县里压给乡镇，乡镇压给企业，让企业按照上面的要求报。比如说本地今年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就让企业必须增长25%。某地一个乡政府，去年年初已经给当地企业下达了20%～30%的增长计划，到了十一二月份，又给企业再次追加任务。文件最后一条要求企业按照下达的任务上报，万一出了问题由乡政府承担责任。

　　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

　　统计造假的背后是变了味的考核体系在作祟。顾海兵说，一名新市长上任后，自然要求统计数字做得比上任好看。“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对政绩的考核决定着市长的位子。“问题的关键是看市长对谁负责，是对民众负责，还是对上级负责”。

　　辽宁省某建筑科研单位的一名干部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2008年底至2009年初，正值全球金融危机肆虐，一些地方面临“保八”的紧迫任务，而房地产等重大开工项目对于能否完成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对于东北来说，由于气候等因素，并不适宜在冬季继续开工建设，但由于有上级的“硬性”要求，各地也就有了相应的对策。

　　他说，当时自己作为检查团的一名成员，来到某市检查开工建设情况，而该市为了应付检查，花钱雇用社会闲杂人员或农民工等，制造出一批人在工地上忙碌施工的景象。上级人一走，雇来的人也就一哄而散，场面十分滑稽。

　　西部某省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也遇到了同样的烦恼，他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一年的产值有800多万元，但当地政府在“保八”压力下，要求每季度都要报2000多万元产值，这样一年下来，公司的总产值达到近亿元，虚报了10倍还多。

　　“其实我们也不想报那么多。市里的领导找统计局，统计局找经贸委，经贸委又找到我们，而我们又归经贸委管。经贸委的领导告诉我，其实他们也很为难，但是没有办法。”这名负责人说。 在目前考核体制下，数据与一些政府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因此，为了取得“政绩”，不惜层层“涂脂抹粉”，大玩“数字游戏”。此前，国家发改委在给全国人大呈递的报告中，列举了我国GDP的地区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的五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近些年来，GDP被广泛用于各种形式的政绩考核，少数地方政府尚未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统计数据上弄虚作假，致使地方统计数据往往存在系统性高估的倾向”。

　　记者最近在东北某地采访时，就听到了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

　　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辽宁某地一名县委书记道出了其中的“潜规则”：“上级下多少指标就能完成多少指标，并且下什么指标都绝对能完成。怎么完成？有的地方拆东墙、补西墙，提前征税。比如说对一家企业今年应征300万元税款，但政府要征400万元，提前把下一年的部分税收也征了。今年的经济指标是3000万元，实际完成了3700万元，那么就把700万元留下来，算到下个年头。”他还反问记者：“现在有些地方，把"乌纱帽"和数字挂钩，不完成高指标就要"摘官帽"，就要"一票否决"，不造假能行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政绩需要，统计造假还有多重原因。

　　有的是为了不丢面子。西部某省财政厅一名退休干部告诉记者，他在任时，经常有市委书记或者市长打来电话，询问财政收入增速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哪个市，如果自己排在最后一名，下一季度报上来的财政收入增速肯定会增加一些。虚报财政增速的市也不敢报得太高，但大家都不愿当最后一名，总觉得脸上无光。

　　有的是为了突出亮点。西部某省一地级市领导在一个非公开场合透露，2009年省里为了突出一个国家级经济区的“领头羊”地位，将这一经济区所属城市的GDP增速调高，而他所在市的GDP增长速度本来排在前列，因为这一原因“被靠后”了。

　　有的是为了平衡关系。一名基层统计局干部告诉记者，该市下辖各市、区、县的经济增长数据，需由各地领导一起开会协调、商量，最终出来的数字，要尽量让各地都能接受。

　　辽宁省一位从事统计工作的专家表示，如今统计工作抗干扰能力很差，统计数据由地方统计部门搜集和汇报上报，地方统计部门的干部也主要由地方管理，经费也主要依赖地方。而统计数据又与干部的奖惩、升迁密切相关，如此一来，统计数据就成了反映各级领导的“政绩单”。这张“政绩单”又由领导自己任命和管理的干部来填写，统计工作的独立性很容易遭到破坏，这是制度设计上的漏洞。

　　危害不可估量

　　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有在基层政府和司法机关工作多年的经验，在转行当律师后也代理过一些行政诉讼，对“统计造假”有着切身体会。他认为，受统计造假危害最深的当是普通老百姓。

　　最近科技部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至少有5成已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企业不合乎条件，是靠虚假材料“操作”上去的。

　　据记者了解，要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条件，包括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等。但据从事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代办的中介机构透露，这些统计数据都可以在表上随便填，有些省区市需要社保部门出具证明，但很容易仿造，大部分地方甚至什么证明都不需要。

　　“伪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了国家的优惠政策，骗取了国家资源，却不产出成果，使纳税人的钱财白白浪费。

　　更严重的是，统计数据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晴雨表，各级政府据此下判断、做决策、订规划，企业和公民据此安排生产生活，如果数据失真，很可能带来全局的和不可估量的影响。

　　安徽一名高校毕业生告诉记者，学校对毕业生的就业率层层分解到学校院系，与毕业班辅导员的考核息息相关，必须达到一定就业率才不会影响老师和院系负责人的考核。为此，辅导员和院里天天盯着他们找工作，而且不问好坏让他们随便先签一个再说。

　　“我们学的是广告，但很多同学在学校的一再催促下，临时找个卖车卖保险的工作，有的甚至干脆找个地方代签协议，先应付学校的要求，自己再慢慢找。”这名毕业生说，长此以往，谁还关心表面光鲜的高就业率背后掩盖的矛盾？谁还会再去研究毕业生就业真正存在的问题和隐忧？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势必越积越多。

　　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程子林说，如果因为统计数据失真，没有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导致中央和各地形势判断不准，调控措施不到位，就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质量。GDP增长1个百分点，就是3000亿元，这是实实在在的财富。GDP是新创造的价值，新创造的价值都要分配，没有创造出来就没法分配，损失最终要由全国人民来分担。

　　专家表示，一边是民众对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质疑不断，一边是一些地方造假不止，这不仅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且对干部形成了错误的导向——只要场面热闹、数据漂亮，就能步步高升。一味如此，必然使某些领导干部只热衷于应付检查、编造数字，而把真正的民众呼声、民生诉求抛诸脑后。 本刊记者 范春生 杨玉华 秦亚洲 王军伟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