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和他们自制的捕捉老鼠的笼子。 “失去的营”从地狱归来 “鸽子行动”特战小组从东方八所解救出的澳大利亚籍战俘都是盟军“海鸥支队”的成员，1945年8月，这个当年被澳大利亚新闻界称为“失去的营”，在失去音讯将近4年后，被成功营救，一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轰动。
65年前的8月27日，代号为“鸽子行动”的特战小组，从海南东方八所解救出被关押在此的荷兰籍、澳大利亚籍战俘。
这个当年在澳大利亚新闻界被称为“失去的营”的“海鸥支队”，在他们失去音讯将近4年后，被成功营救，一时在澳大利亚引起巨大轰动。正在海口筹备“纪念东方空降65周年图片展”的澳大利亚人布兰登，向海南日报记者展示了一张拍摄于1945年的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当这些战俘从海南回到墨尔本时，人们争相走上街道，庆祝他们的归来。
八所战俘来自“失去的营” 布兰登告诉记者，在八所的澳大利亚籍战俘是“海鸥支队”的成员，这支部队成立于1941年，大多数成员来自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维多利亚，还有一些是1940年加入的志愿者。“海鸥支队”的编制有1131人，任务是加强在安汶岛的防御。
安汶岛是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南部的一座小岛，二战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当时安汶岛是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它被认为是日本袭击澳大利亚前的一个重要基地。同时，安汶岛还拥有丰富的天然橡胶和石油资源，这些资源对战时的日本来说，也是极其需要的。
1941年底，日本为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此时，驻守在安汶岛上的盟军部队主要由澳大利亚与荷兰的军人组成。
当时，澳大利亚负责指挥“海鸥支队”的军官是史考特中校，而与澳大利亚部队并肩作战的军人中，荷兰人居多，其余是当地的岛民等。
“因为两支军队在沟通过程中语言的障碍，以及武器之间的差异等原因，造成了指挥作战方面的不顺畅。”布兰登告诉记者，在武器装备方面，当时荷兰的子弹是不适用于澳大利亚枪械的。
负责掩护的力量不够，高射炮数量有限，本来有望抵御日军的支援飞机也在战斗开始前被召回，使得安汶岛的防御力量十分薄弱。
登岛作战前，日军对安汶岛实施空中打击，不断轰炸重要目标。1942年1月30日，日军对安汶岛的作战全面爆发，拥有武器优势和兵力优势的日军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据布兰登介绍，在保卫机场的战斗中，229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放下武器后被日军杀害。原来人数为1131人的“海鸥支队”士兵，800多人成为了战俘。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海鸥支队”的消息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在澳大利亚新闻界，这支部队被称为“失去的营”。
从安汶到海南 半年后，500余名生病的安汶战俘，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到一个条件较好的营地。布兰登根据海鸥支队成员的回忆说：“10月初，有消息传来，所有的病人和受伤者，将会乘坐轮船去红十字会营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将会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相应的娱乐活动。”
布兰登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在海南的日本军官写信给驻扎安汶的日军指挥官，请求他派出272名澳大利亚人和272名荷兰人到海南岛工作。而安汶的日军指挥官，只输送了不合适的人员到海南，这其中还包括乐队的成员。
此时，在中国的海南岛，日本人悍然侵占中国的领土，开始了对海南长达6年的统治和掠夺。战争给海南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历史学者、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说，“日军对海南岛的侵占，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日军希望通过占领海南岛，一方面达到扼杀中国抗战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掠夺海南岛的热带资源及矿产，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日军也力求通过其对海南岛的经营，使其成为日军进一步"南进"的战略基地。”
从1939年2月10日，日军完成在海南岛北部的登陆，实现了其第一个战略目标，即强化对华的海上封锁。同时，日军也加紧实施对海南岛的资源掠夺。
“补充矿产等资源是日军在海南岛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项目，随着日本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其岛国物资缺乏的弱点也就日益暴露。紧迫的铁矿石需求，使得日本人要加快对海南石碌铁矿的建设。”张兴吉分析。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紧了对海南石碌地区的全面勘探，加紧修筑道路、搭建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张兴吉说：“1941年3月，日本人在香港招募了约1000名劳工，4月到达八所，投入铁路工程建设。9月又从上海招来3000名劳工，由于缺乏必需的生活条件，艰苦的劳动，劳工死亡率较高，不少人逃走。在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况下，海南急需大量劳工的输入。”
在此背景下，500余名来自安汶的战俘踏上了前往海南岛的旅程。布兰登说，这500余名战俘大概于1942年10月乘坐极其简陋的日本“太鼓丸号”轮船出发，战俘们被关在甲板之下。货舱几乎没有空间可以躺下，甲板下也没有通风口，战俘只有在日落时才被允许到甲板上呆一个小时。就这样，战俘们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三个星期，他们于1942年11月5日到达东方八所，战俘们也称之为“地狱之船”。
在笼子里的日子 最初，这批来自安汶的战俘被带到海南时，是为日本人开发岛上的资源。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日本军官就对他们发表了演讲。
布兰登说，当时日本军官对战俘们讲：“现在日本正在建立新亚洲，每个民族都是平等的。既然你们已经投降，停止了对日本的敌对行为，你们就不再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人不用担心，就在这里做好你们的事情。”
很多战俘在被关押期间都秘密记日记，布兰登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些日记。从澳大利亚人Walter Leslie Cooke的日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战俘所经历的痛苦和绝望：
6月16号星期六
“下午下雨。真想回家跟你们在一起。这里的生活糟透了。日复一日。真希望快点见到你们。每过一天我们就靠近一点。好了，得去找点吃的了。”
7月20号星期五
“如果能再吃到我们自己的食物该多好啊！都不敢想象！我敢肯定连我们的狗都不愿意吃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有七块石头那么重！”
读到这些日记的人，能真切感受到战俘对国家、家人的思念。这些战俘不能写信给家人，除了宣扬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战争的消息外，几乎得不到别的消息。对这500人来说，他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死活。
布兰登告诉记者，在对战俘的研究中，他认为幽默和乐观，对生存是至关重要的。为了鼓励士气，战俘们经常会举办讨论会和音乐会。会在不同的时间，让不同的人进行不同主题的讲座，比如银行学、旅行、赛跑、救火、火山以及别的话题。而那支由28人组成的战俘乐队，则有18人死在了海南。
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日本人提供给战俘的只有一只牙刷、一块肥皂、一双袜子以及一床蚊帐。在八所战俘营，战俘们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与药品的极度匮乏。
布兰登提供的澳大利亚战俘Bill Aitken在向军事法庭所做的报告里写道：“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之间，总共有2430人进入医院。”
布兰登说，医疗设备极其缺乏，日本人发的医疗器械只有两只针筒，四个体温计，一把旧剪刀以及两根缝伤口的针。因为没有石膏，断了手脚的伤员不得不用金属或木板来固定。虽然在附近有一家设备良好的日军医院，但日本人从来不提供检测血液或小便。整个战俘营也只有一个医生Bill Aitken，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医生！战俘们被救之后，Aitken就去世了。很多同伴都认为，Aitken医生是伤心而死，他目睹了太多的人死去，而他却无能为力。
“由于食物匮乏，战俘们饥不择食，甚至连老鼠都抓来吃。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捕鼠器，把抓来的老鼠跟从花园里种的洋葱、土豆一起煮来吃，这在战俘们看来，味道跟炖牛肉一样。”布兰登说，“荷兰战俘的食堂同样糟糕，吃的东西都变质了，每天只好靠极少的米饭度日，外加蜗牛，青蛙，蜥蜴，蛇，老鼠，任何看起来能吃的东西都被用以充饥。而日本人送的肉通常是又黑又脏，医生嘱咐大家不要吃。”
战俘们还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据布兰登介绍，最惨的一个小组是负责在沙滩挖洞，这些洞要挖到大得能装得下两间屋子。每天晚上，战俘都得用手推车把断手、断脚或断脑袋的人推回去。这些人很快就会死去，有时，每周都要埋掉两三个人。
文\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本版照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患有“干型脚气”的战俘。2名战俘喜气洋洋地迎接营救人员。 (来源：海南日报)
(责任编辑：刘士朋)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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