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生存者：生存主义启示录

　　长平：生存主义在中国

　　　文 _ 长平

　　几年前超女在上海体育场演出，与李宇春的粉丝大张旗鼓不同，周笔畅的粉丝静悄悄入场。但是有个朋友当即对我说，那些年轻人是广州来的，“笔笔”。原来他们的背包泄密了——数十人一律挎在胸前。当年广州“飞车党”肆虐，人们都习惯把背包当成“胸包”，这就是一种生存主义行为。

　　“9·11”之后，美国并没有多难兴邦，反倒是灾难连绵：恐怖主义、战争、洪水、经济危机……简直就是古书上写的世界末日景象。尽管美国人仍然比谁都过得好，但是其中一些人开始寝食难安了。他们认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遇到极端生存体验，不是突如其来的天塌地陷，就是不可理喻的恐怖分子。于是他们每天都做好出门再不回家的准备，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以便在危险中跑得快、活得久。这种人叫生存主义者或者生存狂。

　　这些生存狂像是心灵受伤的孩子，不再信任自己过去以为繁荣昌盛的祖国。问题在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受挫的美国仍然是世界一霸，因此他们失望之后基本上没有想过移民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仍然奉行“自力更生”的美国精神，学习知识，强健体魄，购置装备，恨不得去派出所把名字改成“史泰龙”或“史瓦辛格”。

　　中国媒体对生存狂的报道，多少带有惊讶的态度，仿佛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奇怪的物种。这倒不让人意外。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列子就讲过一个“杞人忧天”的故事。那个杞国人是生存主义思想的先进代表，整天担心天崩地坠，愁眉苦脸。如果没有人及时给他做政治思想工作，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行动上的生存狂。好在中国从来不缺少思想辅导员，也就是“忧彼之所忧者”。和现在的思想辅导员一样，这些人不仅对人生和世界抱持乐观主义态度，而且还懂得一些科学道理。他对杞人说，天就是积气，“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怎么会坠落呢，就是坠落了也砸不伤人嘛；地呢，到处都是土块，无处不是被土块填得实实在在的，怎么会塌陷呢？结果，杞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列子拿这个故事来讲道家的理论，叫人们卸下思想包袱，顺应自然，淡薄虚静，无用而用。不过这个故事几乎合乎所有中国人的胃口。大家都不喜欢那些大而不当的念头，你未雨绸缪值得表扬，杞人忧天就显得可笑了。这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用多少想多少，避免浪费。即便是盛世中的皇帝，也只想到万邦来朝，而不会操心“夷蛮人民”的生活。

　　现代中国发生过很大的改变，在思想理论上也搞起了“西方那一套”。但很快，人们还是重温了包括“杞人忧天”等一系列古代智慧，觉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比较踏实。

　　“忧彼之所忧者”的思想工作，看起来是循循善诱，其实是利用政治和社会文化“不许忧天”。慢慢地，大家也就变得不会忧天了。生活有麻烦怎么办？巴结权贵，再找机会成为权贵。国家有问题怎么办？到美国去拿张绿卡啊。地球要毁灭怎么办？美国人不是正在想办法吗，世界警察哪有那么好当啊？美国靠不住啊，他们那儿出了一批生存狂人。哦是吗，介绍一下他们都怎么装备的，我们也跟着准备一点吧！

　　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生存主义。如果说美国的生存主义者面对的是不可控制的他者，彗星撞地球之类——即便是恐怖主义分子，也被想象成了外星人——那么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全部都用在了可以操控的邻居、同事、领导和亲戚朋友，当然还有街上的歹徒。因此，我们的生存主义行动，基本上都是“背包变胸包”。领袖的教导记心上：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相信大多在人情世故中已经折腾得筋疲力尽的中国人，还真是没有闲情雅致去搞那些极端的生存准备。很多人甚至会想，2012快快来吧，正好也是一种解脱。

　　解脱是一个佛教用语。世界上大多的宗教，都有面对人类灾难的终极关怀，也就都有世界末日的描绘。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是审判日，那一天虔诚信主者有机会跟随主去往天堂。佛教把世界分为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坏”的阶段并不是菩萨来选人的时机，而是一种难以避免的世道轮回。尽管生存狂有点挑战上帝的意味，但是宗教让人可以想象世界末日，或者敢于面对终极恐慌。中国文化本来就部分地化解了外来宗教的这一思想，后来则更是连宗教本身都遭到打压。近年来人们不那么嘲笑西方的“杞人忧天”，宗教复苏也是一个思想支持。

　　就世俗文化而言，大众媒体对“和谐社会”的塑造功不可没。尽管中国的天灾人祸并不比别处更少，但是媒体总是绞尽脑汁地，教会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变坏事为好事，在灾难中看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这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下，生存狂自然是有点不合时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