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逆城市化”现象调查

　　特别调查

　　本报记者马岳君陈东升本报实习生郁燕莉

　　曾几何时，考上大学当一个城里人，是很多农村孩子的梦想，可如今，在浙江省的很多地区，保留农民身份却成为了当下大学生的“共识”。

　　最近，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公布了一组数据：2009年，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18.9万人，降幅高达67%。

　　据《法制日报》记者调查，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中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在浙江城乡间越来越常见。

　　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很大，毕业后很可能会面临失业。保留农村户口，到时候至少我还有土地

　　一个月前，浙江省衢州市黄家乡的徐波接到宁波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期临近，各项手续都准备齐全。为了徐波的户籍问题，慎重地一家人特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作为当事人的徐波首先发言，他拿出录取通知书，指着上面的“新生是否农转非可以自愿”明确表示———没有硬性的要求，他的第一打算就是保留农村户口。

　　对于这样的决定，徐波说，这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

　　8月中旬，他参加了高中同学的毕业聚餐。十几名农业户口准大学生坐在一起，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现在农村户口那么吃香，为什么还要“农转非”？

　　“结束时，大部分人都明确表示愿意继续做"农民"。”徐波说。

　　农村户口吃香？

　　面对记者的疑惑，徐波解释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很大，毕业后很可能会面临失业。保留农村户口，到时候至少我还有土地，如今城市越扩越大，土地越来越紧俏，这些土地就是保障。”

　　为了更加直观，徐波的父亲老徐随后直接给记者算了一笔“眼前的账”———徐波念的是民办本科，学费每年16000元，生活费8000元左右，徐波的父母在村附近的工厂上班，两个人平均每个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这2万余元的开支将近占了我们家庭收入的一半，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老徐坦言。

　　“现在村里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值钱。政府征用老百姓的地，几年前每亩1万多元，去年已经涨到2万多元了。这几年村里都有土地征用金的分红，户口放在农村，至少可以拿到村里分红、征地补偿、青苗补助等，缓解不小压力。一旦把儿子户口迁到城市上学后，就会损失一笔不小的收入。”为了“钱”而把户口留在农村，老徐直言不讳。

　　老徐透露，村里的田地恰巧在当地规划建设的工业开发园内，1年之后，就会大面积征用，2万元左右一亩的征地补偿，再加上每亩青苗补助费等相关费用，“这笔钱，相当于孩子两年的学费”。

　　老徐告诉记者，他了解到，这几年没有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愿意把户口转走的，“这更加坚定了一家人的决定”。

　　如今家里有宅基地有房，遇到拆迁不仅能分一百多万元拆迁款，还能分几套回迁安置房

　　杭州城郊，余杭区某村。

　　小林家的新房位于一个池塘边，精致的三层别墅，外墙黑白色调与周围的农田、小池相互映衬着，一派江南民居的韵味。

　　小林很庆幸自己一直没有“农转非”，有了农村户口，就有宅基地。

　　“房子可以自己一砖一瓦盖，周边的花草树木是自己一棵一棵种的。这样花园式的住宅环境，我恐怕在大城市打拼一辈子都赚不到。”看着自己亲手盖起的房子，小林一脸地陶醉。

　　2006年，大学毕业的小林看重IT业在杭州的发展前景，决定留在杭州市中心工作。对于大城市，小林至今仍保有着一段“拥挤”的记忆：每天清晨7点30分闹钟规律性地响起，自己在杭州某社区的群租房内醒来。三室一厅房共被隔成5个房间5个家，他的私人空间仅10平方米。

　　几年间，从当初小职员，一直做到部门主管，他有了落户城区的打算。2008年时，他和女友觉得，应该买房结婚了。

　　“我们没有条件做"啃老"族，双方父母都是农民，不能要求他们资助我们什么。且自己的存款不多，只能买首付不超30万元，全价80万元上下的房子。”小林告诉记者，当时杭州城郊的房价也已近每平方米8000元。

　　2009年年底，两人本想把房子定下来，此时房价涨得速度让人心寒。“市区的房子起码200万元，一算还得贷130万元，分30年还，一个月7000元左右。”小林说。

　　面对攀升的房价，小林开始泄气，自己的收入已算所谓“白领”，却要被一套房子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时加班至半夜回到出租房内，却失落地发现，在这个繁华的大城市连这十几平方米的小空间都不属于自己。”过完年，小林放弃了买房落户市区的梦想。原因很简单———买不起一套理想的房。

　　今年年初，小林开始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房，“原先购房时觉得紧巴巴的60万元，没想到用起来还略有剩余。”小林说。

　　记者看到，除了三层小楼，小院围墙、花坛也都是修葺一新。小林透露，房子内部花了30多万元，外面的返修花了10多万元，剩下的钱准备下半年凑凑再去买一辆车。

　　“买了车后，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与在市区里挤公交比，也差不了多少。”小林告诉记者，如今家里有宅基地有房，遇到拆迁不仅能分一百多万元拆迁款，还能分几套回迁安置房。早几年村里“农转非”的孩子，看到农村发展越来越好，后悔自己没有眼光，都在做各种“努力”迁回来。

　　对于“逆城市化”一说，小林觉得，这不是“逆潮流”，只是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各项福利制度越来越完善，很多外村姑娘都嫁不进来，何苦要改变这个身份”

　　今年8月的一个周末，蒋伟民第一次参加浙江省宁波市奉化溪口镇上白村党支部会议。

　　会上，大家讨论下一轮集体经济发展问题，大学毕业后即回到村里工作的蒋伟民在会上建议，现在来溪口旅游的人中，不少都是年轻人还有小孩子，持续的高温天气，也是冷饮热销的旺季。所以各家开的小店可以针对年轻人的口味，卖些刨冰、奶茶。

　　刨冰机的成本不高，四五百元一台，村委会出面团购的话价格可以更低。大伙听了一致叫好：“夏天主要卖刨冰，冬天主推奶茶，这一来又多了一笔收益。”

　　溪口镇上白村，毗邻溪口景区。近年来，上白村人凭借地处旅游热线区域，大力发展村集体旅游产业，每年的村级集体经济的收益都上百万元。

　　“这笔收益，除了用于村经济自我发展外，其他绝大部分都用于增加村民的福利，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体系。”蒋伟民告诉记者。

　　奉化本地一位姓汪的老人告诉记者，到了年末，村里会把村级集体经济分红发到每个村民手里。各家的有线电视费由村委代缴，每年四月份体检是村委出钱组织，平常各种娱乐节目村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安排相当紧凑。

　　说起前段时间村委会组织村民到上海旅游的经历，老汪斩钉截铁地说：“回来后，大家都觉得，大城市人又多，交通又拥挤，还是咱们自己村里好。”

　　沿着上白村一路前行，远处茂林翠竹峰峦叠翠，近处水蜜桃园连绵，蒋伟民告诉记者，在村旅游经济带动下，村里的雷竹和水蜜桃种植业也形成特色，村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村里经济的一大支柱。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各项福利制度越来越完善，蒋伟民坦言，“很多外村姑娘都嫁不进来，自己生于斯长于斯，何苦要改变这个身份”。

　　记者手记

　　“逆城市化”呼唤社会保障公平

　　“逆城市化”，是美国学者在1976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于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出，“逆城市化”，是发达国家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城市化水平并不十分高的中国，这一现象的出现，不得不引起社会的深思。对于我们有不同的启示。为此，《法制日报》记者专门采访了浙江社会科学院院士杨建华教授。

　　杨建华说，“逆城市化”，准确的说是工业发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一种城市病，是建立在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均达到了可以让人舒适居住的条件，乡村的基础配套设施不亚于城市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

　　“就目前这种现象，"逆城市化"这个词提得还太早了一点。”杨建华指出，很多大学生保留农村户籍，是一种出于利益的考虑。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此外，乡镇的有些政策还有优于城市的地方。

　　同时，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在浙江省的流动人口中，愿意放弃农民户口的占40%左右，而希望仍旧保留农民身份的也占40%。

　　对此，杨建华指出，“逆城市化”是目前中国出现的特殊情况。

　　“目前阶段，与城市化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各方面的构建还不到位。所有均等的制度、服务都没有到位，转为非农户口后，社会待遇上仍与城区有一定的区别，如没有好的工作，生活缺乏保障，风险性可能增大。”杨建华说，很大部分流动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城市生活高成本收入低这一尴尬境况，使得他们不能很好地、体面地、尊严地生活。因此城市居民户口吸引力、向心力也在不断减弱。这也阻碍了“农转非”的热情。而随着房价的攀升，土地价格不断升值，越来越多城郊的农民不希望这么早被征用，很多人却望而却步。

　　杨建华认为，“逆城市化”现象也衍射出了一些信号：要推进城市化，尤其是推进中小城镇快速发展，相对的配套设施建设需要真正能扎下根来，使进了城的农村大学生和本地城市居民能够真正地享受到实质上的平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