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间制度与传统节日体系(组图)

　　编者按:今年的中秋及国庆放假安排颁布后，人们已经纷纷开始憧憬并安排这段假期。从年初到年底，我们每年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不同的节日，给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中国人的节日，在一年四季里安排得那么错落有致，好像一曲美妙乐章。在中国，节日体系和时间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自节假日改革后，很多传统节日成为国家法定假日，对我们的节假日产生了深远影响，节日体系的变化，成为我们认识传统的一个新契机。

　　演讲人:刘魁立

　　演讲人简介:民间文学、民俗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中日韩)会长，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民间文学学术委员会顾问。出版专著《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等。

　　阅　读　提　示

　　我们的节日核心是我们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系统的时间安排。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来思考公共时间。假日作为一种资源，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取得效益，也会在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上收到效益。

　　在我们的节日中有很多健康的，鼓励着我们向前走，充实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拥有幸福感的因素。我们因为有了这些节日，因为有了这些节日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仪式性活动，生活就变得特别有情趣，我们的幸福感就变得特别实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和谐。

　　节假日改革——时间制度的转变

　　中国的节日自古以来就和时间制度联系在一起。我们作为中国人非常幸运，我们的生活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比较起来，更加有情趣、更加有诗意。哪一个国家会在一年当中过两次年？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这样一年过两回生日？正因为有这样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安排，所以我们的生活变得特别有诗意，我们整个生活的旅程也显得特别快乐。如果与外国人的节日比较，我们会发现，国外的节日大部分是以宗教人士的纪念日作为核心的，随意性就比较强。而我们对节日的安排，不是以个人的纪念日作为核心，我们的节日核心是我们自己和自然的关系，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作系统的时间安排。

　　三年前关于节假日的改革，实际上是100年来我们时间制度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转变。原来我们所实行的历法通常叫做“夏历”，是肇始于夏代的。以12个月为一个周期，正月作为新时间周期的开始。到了商代，按统治者的规定，周期提前了一个月；到了周代，起始点又提前了一个月，就是以11月的初一，作为一年之始。到了汉代恢复夏历，特别是到了唐宋时期，这种历法逐渐成为全国性共同奉行的时间制度。在过去我们也称夏历为“农历”，或者又叫“旧历”。

　　1912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孙中山先生颁布《临时大总统历书令》，规定废止通行了数千年的“夏历”，实行中华民国“国历”，就是通常所说的“西历”或“公历”、“阳历”。国号变了，年号也变了，叫做“民国”多少多少年。这种变化和过去历代皇帝改历几乎是一样的。从此，按新历法，一年是从1月1日开始的，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曾经“新历”和“旧历”并存。在新旧并存的时间里，春节等一些传统节日已经不放假了。到了1928年、1929年，为了实行新历法，有的地方居然动用行政手段在一些地方查抄卖年货的商家。这个办法实行之后，民族传统节日在整个假日体系当中就逐渐失去了地位。到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当时的政务院(现在叫国务院)，也颁布了一个制定假日的办法，里面只规定了春节假期，而其他的民族传统节日仍然被忽略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又发布了一个正式命令，说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春节以后不再放假。于是大家都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时候叫过“革命的春节”，不许放假。十年动乱结束后，大家又照样去过自己的春节了。

　　春节很幸运，在我们的国家假日体系里面仍然存在。但其它的节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差不多100年来几乎没有给清明、端午、中秋这些非常重要的节日一个真正的法定假日，民众也很少能安详地度过这些自己非常钟爱的传统节日。

　　说起来很有意思，包括春节在内的很多假日，虽然给了假期，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大家都知道，原来的所谓新年就是指我们的正月初一，“正月”就是新一年的开始，新的一个时间周期到来。可是后来，“新年”这个名字挪到了所谓公历的，或者我们通常叫做阳历的1月1日去了。春节没有了名字之后，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去称谓它。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春节变成了“二等公民”，好像“节”就比“年”要小一个等份。此外，连“元旦”这个词也被挪到1月1日去了，原来我们叫做“大正”或“正日”，又叫做“正月初一”，还叫做“元旦”，因为是一元复始，第一个早晨，所以就把它叫做“元旦”。元旦被挪到1月1日之后，正月初一已经再没有了名称，唯独留下的就是除夕。当我们说除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明白指的是腊月三十晚上，腊月的最后一天，绝对不会放在12月31号去说这是除夕。因为对于阳历来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没有什么“故事”，没有事情要做，但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中就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从腊月初八开始，我们就几乎已经进入到“年”的准备阶段，整个腊月全在忙年，忙着结束头一年的时间周期，迎接新的时间周期。在这个时候要准备衣服，要准备吃食，要准备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要做非常多的事情。而且到了过年的时候，还要把我们的祖先请回来，还要把福佑我们自己生活的诸多神仙力量汇集在一起，把他们也请回来，使我们新的时间周期能够平安而且有成效地度过。所以腊月三十这一天晚上的称谓仍然叫“除夕”。

　　只有在2007年12月7日国家颁布了“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调整方案”之后，才能说100年来传统节日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如果要是从1912年《临时大总统历书令》颁布算起至今将近100年，如果从1928年彻底废除旧历算起也有80多年了。在这将近100年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的普通百姓钟爱自己的传统节日，一直努力地保持着习俗传统，这是假日体系改革最根本的原动力。如果没有全国人民对于传统节日的钟爱、关注和将之传承继续下去的强烈愿望，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的调整是不可能的。此次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跨时代的举措，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改革相比过去增加了一天的假日，也就是由原来的10天节日休假变成了现在的11天，我们全年的休假日就是52个周末加上这11天，一共是114天。当然在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全民节假日的特殊日子，例如各少数民族同胞的传统节日等等。

　　“国家日历”的重新定位

　　我们把整个节假日体系叫做一个国家的“国家日历”。我们国家日历的“节日体系”，包括民族传统节日和我们共和国的新的节日。一个国家会以怎样的办法来安排自己的国家日历呢？以“黄金周”为例，它被看做是一种资源，我们姑且叫它做“公共时间资源”。这种资源能够创造什么效益呢？有的人认为可以促进消费。公共时间资源就像湿手帕一样可以拧出水来。有人拧的是消费，拧的是金钱。大家都知道节日经济，它会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创造出了所谓“黄金周”这样的字眼。

　　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换一个方式来思考公共时间。假日作为一种资源，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取得效益，也会在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层面上收到效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否过于重视经济层面的收益，而忽视了这些假日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创造的效益。我觉得，我们的公共时间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一部分资源被浪费了。那么百姓在公共时间资源里又收获了什么呢？可以收获家庭团结，可以改善人际关系，可以创造和谐，可

　　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可以更清晰鲜明地将民族身份的标识印刻在我们心里。

　　在这个问题上，要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能够有一个以人为本、建构和谐社会的诉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才出现了对于传统节日的一种再认识。对我个人来说，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意味着文化的重新定位。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往往把传统当做一个沉重的包袱，以为过去的这些传统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是紧紧把我们往后拽。而实际上它也能够发挥前进助力的作用。文化大约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这个领域本身是传承的，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没有昨天，一下子进入到今天。所以在一片空白的平地上，我们创造一个新文化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

　　为什么我们非要把这些传统节日变成我们国家的法定假日呢？100年都没有改变的这个历史，现在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那么到底有没有必要这样做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节日究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对于中国民俗来说，现在重新有一个所谓复兴的苗头，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复旧，而是要把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拿来为文化建设服务。假定一个传统不能为今天和明天的发展贡献力量，那么它对我们就是毫无价值了。同样，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对今天和明天有意义的关于昨天的回忆，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也会是这样来看待我们自己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是我们和自己的历史来对话，我们是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民族，而这个历史传统对于我们来说是珍贵的财富，民族传统节日同时又是调整我们互相之间关系的时刻。

　　大家都知道过年，特别是在南方，有的在初二，有的在腊月三十，这样的日子要到亲人的墓前扫墓。当然我们也有另外的一些习俗，比如清明去扫墓。为什么要在正月里去扫墓呢？就是在一个新的时间周期到来时，要请祖先一道回来同我们度过阈限(就是一个时间和另外一个时间的交接处)。因为在这个时间的交割过程中，最容易被邪恶势力所侵染。在民俗学领域里这个关口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一个孩子从孕育到诞生这段时间特别重要，过去这个时候是不许外人进产房的，产房门前都要挂上一个红布条，表示对他危害的严重性，所以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禁忌。另外再比如说成年礼，或者一个人由生到死的过程也是一种转折，由他在现实世界的存在一直到他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中间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仪式性活动来完成这个过渡。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婚礼，婚礼是由一个普通的单人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组成一个新的社会基层单位，在这个组成中间将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婚礼的仪式就变得特别重要，这里有对邪恶势力的一种防范，有对新事物的一种追求和期盼。

　　此外，传统节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在国外的许多唐人街，每逢过年连外国的总统们也都要到华人区拜年。我们这些华侨们就要特意地表现我们自己民族传统的表现形式，比如舞狮、扭秧歌、踩高跷或者旱船，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候，它有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同时对于外人来说也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认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内部的和谐和对外民族身份的显示都表现得特别清楚，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会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觉得我们有一个内部标识，同时我们有一些内部的、彼此认同的仪式性的东西来联系着我们。

　　另外，如果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表现自己才智最集中的时刻，我们许多艺术表现形式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显示出来的。基于以上这些节日的功能，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法定假日的方式让它能够由隐性变为显性，在社会生活中间发挥效益呢？如果说过去我们一直压抑着这种民族情感的展示，那实际上除了在我们的内部造成了缺失之外，对于整个国家生活来说也是一种遗憾，所以节假日改革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划时代的改革，它将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民众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前进”的传统

　　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代表作被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产公布出来，大家十分关注，提出了用各种各样的措施进行保护，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呢？这种关注的必要性在哪里？刚才说到民族传统节日的时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类似的问题，我们的民族传统是我们向世界作出文化贡献的重要方面。过去我们往往会认为，文化遗产是我们历史前进的包袱，这个包袱越来越沉重，以至于使整个民族都很难继续向前走。到了今天我们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传统里面有没有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优秀因素和成分呢？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温家宝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在我们讲到节日体系时，感到其中有很多所谓信仰的东西。人类在前进过程中会不断遇到很多未知领域，而当真知的阳光还没有照到这些晦暗角落的时候，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意识当中可怖的存在。比如过年时为了驱鬼要放鞭炮、要贴对联，对联是什么呢？过去叫桃符，桃木被理解为是有“驱鬼”效能的，我们要贴门神，门神如果是一个，有可能画的是钟馗，如果是两个，有可能画的是“神荼、郁垒”、是“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等。为什么要这样贴？就是因为有一种想象中的特殊存在，而这种特殊存在会加害我们，这就要提出一个防范的办法来。如今我们仍然还在贴对联和门神。但在多数人的观念里，主要强调的是喜庆的涵义。再比如说清明节。清明节最早起源于对火的崇拜，它实际上是将三个节日并在一起了，清明、寒食节、上巳节。我们的先辈就把一年切割成二十四个节气，比如有两分两至:春分、秋分，冬至、夏至，清明就是其中的节气之一，后来演化为清明节。

　　大家都知道，中秋节和嫦娥奔月神话有关。据战国时期的文献《归藏》记载，“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西汉时期的著作《淮南子》也说:射日的大英雄后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弈妻姮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

　　然而，记怀这瑰丽的神话并非是中秋节的唯一文化内涵。多义性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有别于现代节日的重要特点之一。

　　对月的崇拜是我们民族先祖敬畏自然、亲近自然、把人类社会的活动和自然界及其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

　　春天播种、秋季收获，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大自然的“恩赐”。所以有祭拜土地之神的活动，所谓“社祭”，所谓“春祈、秋报”。这种在仲秋佳节喜庆丰收、对大自然感恩的活动，即使到了今天也还是对我们关爱自然、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有一定警醒意义的。

　　中秋节的多义性还表现在月亮的圆满而引申到人事的团圆上。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具有社会含义的人事团圆，包括家庭团圆、亲友团圆、社群团圆、民族团圆，乃至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在内的人事团圆，在今天仿佛已经上升成为中秋节的核心内涵了。

　　通过中秋节的实例，我们还看到，有关节日的“解说”和内涵并非一日生成完备，而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逐渐演化、逐渐丰富而呈现为今日的状态，今后也还会不断发展。上个世纪出土的汉代帛画上，月亮当中还绘有“蟾蜍”的形象。唐宋以来再说月亮，则常常以“玉兔”代之。玉兔作为掌管长寿和仙药的大神西王母的侍从，以不断“捣药”的形象出现，当在“常理”之中。它之出现在月宫当中，以及吴刚之现身于月宫等等，似乎有些语焉不详，而且彼此间似无联系，谁知道是不是有一天会被民众的智慧和口碑编纂成为一个体系性的故事呢？当我们把中秋节放在整个民族传统节日的体系当中来深入思考和细细品味它的意义和价值、来体验它给予我们的欢愉的心绪和快乐的情感时，我们不是会深切地感到生活是幸福的，世界是美好的吗！我们不是会增添创造和奋进的激情和力量吗？

　　在我们的节日中有很多健康的，鼓励着我们向前走，充实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拥有幸福感的因素。我们因为有了这些节日，因为有了这些节日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仪式性活动，生活就变得特别有情趣，我们的幸福感就变得特别实在，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特别和谐，这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来说是有好处的。像这样的一些传统节日和像这样的一些在节日传统之间所实行的仪式，应该传承下来，让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次我们将传统节日制定为法定假日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我们重新认识传统的一个新契机。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代表性的标识，说明我们今后会在社会建设当中发挥传统所特有的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有两点要特别关注:一点是，这些优秀的传统可以成为我们建设新文化的助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是我们接受外来文化所取得的新认识，就是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张扬民族文化，不仅仅是来增加民族前进的动力，我们更会有一种自豪感和自信心。但同时我们在保护文化遗产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当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所做出的任何一件有益的事情都变成了对人类的一种贡献。无论任何一个民族，当它伤害了自己文化，实际上也是对人类文化的一个伤害。大家都知道，在巴米扬大佛被摧毁的时候，全人类都感到惋惜，因为那是人类的一项杰出的艺术创造。所以当我们在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时，实际上也是在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作贡献。过去有一位很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学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他的女儿问他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他说:“为人类而工作。”我觉得这句话或许在今天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前些时候，中国民俗学会接待美国民俗学会的会长，他同时也做过克林顿的文化顾问。这个文化顾问可不像现在我们所谓的文化顾问，美国因为没有文化部，所以他一个人就等于是美国文化部。我问他，美国为什么没有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他回答说，“美国特别容易把许多它喜欢的事情夸得天花乱坠，对它不喜欢的事情往往会妖魔化、魔鬼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强势的国家常常会带来强势的文化，而在强势文化不断地向世界推行的同时，就会形成一种时尚，时尚被大家追逐，时间久了就会影响甚至完全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在进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在发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时候，都是实实在在地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作着相应的贡献。

　　我想回过头来说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自己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和必须肩负的历史承担，我们应该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从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传递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有更多的贡献，有更多的精彩表现。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