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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出现耐人寻味一幕:一旁听者准备6页材料只能说给记者听;一消费者参加人坐拥5分钟发言时间,却仅用40秒表达“拥护调价”
消费者参加人袁先生
5分钟只用掉40秒
“大家讲得都挺好,我也不多说了,只说我的几点建议。首先我拥护调整水价,宣传水源理念,加大宣传节水观念。为了环保,为了我们生活的地球。水价调整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水是生命之源,人活着离不开水,做任何事也离不开水,水源匮乏用金钱也买不来。调整水价,更重要的是为了节约用水。祝调整水价听证会成功,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十名消费者参加人之一——袁先生在此次听证会上的发言,时长不足40秒。而按照事先的约定,听证会参加人,每人都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
在很多听证会参加人都觉得5分钟不足以用来表达他们的疑惑和意见时,袁先生却出人意料地只用了40秒。
于是在他说完这段话时,在座各位面面相觑。“他这就说完了?”不少人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还是礼貌性地鼓了掌。发言结束后不久,袁先生便消失在了听证会现场。
根据合肥市物价局公布的听证会参加人信息,袁先生的身份是某公司下岗职工,同时也是一名志愿者。他为何在听证会上没有充分表达意见,改而祝听证会成功?记者想办法找到了袁先生的联络方式,但无奈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合肥市消费者协会随后证实,袁先生是自己主动报名,又很幸运地被抽中作为消费者参加人的。对于他昨天的表现,消协有关负责人也很意外,“我也没想到他后来几乎是什么也没说。”该负责人表示,这个在听证会上发言的权利可以说是被浪费掉了。
根据这名负责人分析,作为志愿者,袁先生比较有社会责任感,“可能是之前有不少参加人已经提了很多意见,所以他没有再对听证方案发表意见了。”
听证会旁听者朱印德
一肚子话没地方说
和袁先生“草草了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已年过七旬的旁听代表朱印德老人,虽然在听证会上没有发言权,但在听证会前后,他成了最活跃的发言者。
朱印德老人这次带来了6页手写材料,其中第一张是手绘的曲线图。
老人从物价局发放的《周边部分城市供水价格情况表》中提取信息,并将这些呈现在曲线图中,就是为了证明合肥这个收入不高的城市水价却高于周边的城市,因此他提出“不应该再提价”的观点。
另外5页材料则是朱印德自己设想的三个不提高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也能弥补供水成本增加的方案,包括由政府负担水源地改造水利工程所增加的成本,从新建城区的土地拍卖价格中抽取部分来补贴因管道铺设而增加的成本等等。
听证会前后,朱印德老人不厌其烦地向记者们解释他的观点:供水是公用事业,应该惠民,不能让老百姓承担不应该的成本。
由于无法在听证会上发言,朱印德此前还专门去物价局将这份材料交给了有关领导,并长谈了1个多小时,但最后没有得到太多回应。“所以我希望媒体能把我的观点报道出来,为老百姓说说话。”
记者得知,朱印德老家在浙江,1976年因单位搬迁而落户合肥。退休后,他便不断为发生在“第二故乡”有失公平和合理的事情奔走。
为了关掉安庆路一些宾馆墙上的白炽灯,让小区里20多位老人不再遭受光污染,朱印德先后跑了14个单位,上门29次,事情终于得以解决;前年老人发现一些医院收费并没有按照省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执行,他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调查并向物价部门反映,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不是每件他反映的事情都能得到解决,不过,在朱印德老人看来,争取未实现的公民权利本身就很有意义,“所以我不灰心。”
黄建平 本报记者 陈丽卿
唐小虎/文 马杨/图
一位只能坐在旁听席上的白发老人带来6页手写材料,向围拢过来的记者陈述着自己的观点;一位有足足5分钟发言时间的消费者参加人,却只用了不足40秒钟表达了“拥护调价”。这两个耐人寻味的场景,出现在了昨天合肥市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上。
从法律意义上讲,一个自然人只要具有一国国籍、并且根据法律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皆可被称之为公民。但放在社会学的背景下,一个大写的“公民”,必须具有相对完整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把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尊严和责任放在社会行为的价值坐标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像朱印德这样的公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严格履行自己做为一名普通公民的职责,践行了“我是公民”这一理念;而有的听证会参加人,虽肩负着“代表合肥市民”的使命,却没有完全行使权利,更没有完全承担起大家赋予他的责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的提高,我们期待民众都能在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条任重道远的公民之路已经铺开,而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迈开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