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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部制减近1/3政府部门 仍留干部终身制痕迹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2010年08月25日04:01
8月23日,深圳邓小平画像广场,为迎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庆典,工人在邓小平画像前布置鲜花。图CFP
  
  编前语

  明天,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的庆典将隆重举行,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进入而立之年。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寄语深圳:要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停滞和倒退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而大部制改革被称为“深圳30年来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机构改革”。

  在全国的大部制改革热潮中,广东在深圳、顺德、珠海三地的试验最为抢眼。三地改革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行政三分”为主基调,各个地方又突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深圳继续深化“行政三分”,顺德突出了“党政联动改革”,而珠海突出了基层治理。

  一年过去,这场发轫于深圳的珠三角大部制改革依然走在试验的路上。虽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机构仍然肿胀、人与事仍有错配等问题,但一些现象只是改革过渡期的附带品,只要改革的效果是正的,我们就应当对它必须附带的某些弊病给予宽容和耐心。我们等待着它随时间渐渐变成历史。

  本报记者倪志刚 广东报道

  深圳的“突袭”改革

  8月的深圳,正沉浸在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的热烈气氛中。

  此时,同时正是深圳大部制改革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引起国内普遍关注的改革,被认为是献给深圳特区30周年的礼物,它寄托着公众对改革先锋之地的殷切期待。

  在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一位中层干部李伟(化名)的记忆中,2009年7月的政治空气里,流淌着一丝紧张而神秘的气息。

  “到处传要搞大部制,市领导也不时放风,但又没明确的消息,很多公务员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李伟的上司、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局长陈威回忆说,改革方案事前处于严格保密状态,时任文化局长的他认为文化局已经是大部门体制,不会改革到他头上了,以至于正式宣布时他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这年7月31日,改革大幕终于开启。有人回忆,在常务副市长李锋宣读改革方案时,会场内一片静寂,空气如凝固了一般。

  这场牵涉到无数领导干部、公务员利益的改革,以一种“突袭”的方式降临在深圳。

  深圳此轮机构改革的核心,就是对行政权进行“三分”的改革,分别设置委、局、办三种机构。其中“委”是决策部门,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执行部门,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委”、“局”之间最终将形成“行政合同制”,以此来考察绩效,实现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

  而对此进行监督的“监督”部门,则是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

  深圳此次行政机构改革,46个政府工作部门减为31个,减少近1/3。

  改革的重点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努力厘清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边界,大力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此次改革后,深圳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改变194项,其中取消68项,转为一般服务126项,占政府全部行政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

  这场改革的启动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一次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回忆说,改革之前每天都有不少电话来说情。“接电话的时候我客客气气,但是放下电话后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深圳速度再次体现。

  8月1日,各个被改革部门的网站都已经做了更改,即使只是几个部门的内容混合在一起,然后改了个新部门的名字。

  人事任命照样快刀斩乱麻。

  8月5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16名部门正职;8月6日,深圳市干部大会任命56名干部。

  由于牵涉的人员众多,事实上其他地方的大部制改革也多采取这种“保密”方式。

  一个月后顺德采取了更为保密的措施和更快的速度拉开了改革大幕:一些常委一周前才知道方案,一些副区长甚至不知道方案,更不知道他们将要兼任局长。

  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深圳的动作吸引了关注的目光。

  更抢眼的顺德

  媒体的高度关注让深圳的主政者感到了压力。

  不过,一个月后,佛山顺德区的改革以更加抢眼的方式给深圳分担了压力。

  顺德,这个以民营经济著称的城市,将党委、政府的41个部门一次性合并为16个部门,改革力度之大令人咋舌。

  正因为触动了党、政联动这根弦,顺德的做法被称为“中国最大胆的大部制改革”。

  这一大胆做法被媒体不断拿来与深圳对比。

  去年年底,广州也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它的重点领域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建立“大城管”体制,围绕“大城管、大文化、大交通、大建设、大水务、大林业”以及“统一城乡规划、统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及统一科技与信息化”,意在通过组建和职责划入的方式,在九大领域建立大部门制。

  有专家评论说,作为省会城市,广州走的是一条比较稳妥的改革路线。

  珠海在推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是全国先例。去年11月,珠海启动大部制,设置27个市政府工作部门,精简幅度约1/3。涉及调整、撤并、职责整合的市委机构共8个,调整比例达1/2。市直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从593个精简至95个,精简幅度超过80%。

  珠海构建了一个具有珠海特色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一方面设立了珠海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珠海市社会工作促进局;另一方面,将珠海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珠海市社会工作促进局与珠海市民政局合署办公,这在纵向和横向上理顺了社会管理的各项职责。

  物理叠加还是化学反应

  大部制改革,到底带来了什么?

  今年1月初,广东出现一些液化石油气经营者将二甲醚掺入到瓶装液化石油气中出售的违法行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作出批示,各监管部门纷纷部署执法行动。在其他没有实行大部制的地方,需要生产、流通、打假、清无、检测等多个部门联合行动,但在深圳、顺德、珠海等地,只需市场监管局一家即可执行。

  “这次改革目的不是减少多少人,而是减少多少事,减少多少审批项目。”深圳市政府的一位公务员指出这次改革的核心所在。

  正因为如此,在行政审批方面,群众最能感受到大部制带来的好处。

  深圳市编办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市场监管局在改革后进一步改进注册登记体制,减少注册登记管理层级。该局还探索整合相关行政审批,实现生产、流通、餐饮环节卫生许可证的“三证合一”,这样做大大减少了审批环节,节约了时间。

  “以前听说办证很麻烦,现在很快啊,几天就下来了。”深圳蓝山区一家新开餐馆的老板说。实际上,以前他要在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办的证,现在在市场监管局一个部门就可以办理了。

  改革前原劳动、人事两个部门在市行政服务大厅共设13个服务窗口,改革后减为8个。

  审批方式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比如改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改分别办理为联合办理,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22家进驻市行政服务大厅单位的109项审批比改革前压缩了563个工作日。

  市场监管局将以前的12315、12358、12365、12330、12312五条咨询举报热线整合,多项举报、投诉、咨询一个电话搞定。

  该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正在积极探索研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食品许可证等的统一问题。

  [对话]

  潇湘晨报: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很多公务员担心改革后他们的晋升通道会变窄,从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马敬仁(著名公共管理学者、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不对也不会!在市场体制下,公务员本来就是一种职业,不是一定终身的铁饭碗!同时,公务员的利益是受法律保护的,看看《公务员法》中的保障机制就明白了。

  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平民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快速转变,官本位思想正在被彻底改变中,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公务员的特权会越来越少,中国的公务员也会越来越像人民公仆。

  深圳大部制改革面临三道坎 副职增多成必然

  一个部门的领导一正二十副?

  面对几个分管领导不知找谁汇报工作?

  这里办的营业执照外地不承认?


  作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改措施,一年来,深圳的大部制改革在运行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障碍,而尤以人事安置问题和外部对接问题最为严重。

  深圳的大部制改革虽然仍残留了“干部终身制”的痕迹,但它的总体趋势是向好的,是向着消灭“干部终身制”的方向发展的。正如有评论认为,“一正20副”还不代表大部制改革的失败。深圳大部制的改革必然要有一个过渡期。

  2010年8月,深圳市忙着两件大事:建特区30周年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一年倒计时。

  而在头一年8月进行的、被誉为送给30周年大礼的大部制改革,深圳本地媒体却鲜有提及。

  外地媒体却没有忘记这场改革,不过却是深圳市某个部门因为大部制以后领导数达到“一正二十副”的新闻。

  诸如大部制改革后带来的人事消化难题等后遗症,这场深刻的变革正遭遇几个难题的纠缠。本报记者倪志刚 深圳报道

  人事安置瓶颈

  一个部门的领导,居然有一正二十副?

  7月11日,奥一网深圳视点论坛一条《深圳某市直部门领导数量为:1正19副职!》的网帖迅速火爆。

  这个机构是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合并部门最多的一个单位。网友们发现,除了主持全面工作的“一把手”,机构领导中还有11名副主任、6名副巡视员、1名机关党委书记、2名担任下属中心主任的党组成员,一共20个副职。

  而据《南方都市报》记者调查,31个机构改革后的市级政府部门,副职人数达到十余人的,并非仅此一家,而大部分机构的副职普遍超过了7名以上,距离近一年前机构改革中曾经提出的副职数原则上不超过5名,“超标”问题仍然严重。

  深圳市编办在回复记者的函件中介绍,深圳一些大部门,如科工贸信委、文体旅游局、市场监管局、卫生人口计生委等,目前确实存在超职数配备局级领导的情况,尤其是科工贸信委较为突出。该委实际配备主任1名,副主任10名,超编7名,而其他的属于非领导职务,网友存在一定误解。

  对于机构改革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人事安置问题。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中,需要安置的局级领导就有98人,还有为数众多的处级、科级干部。

  副职增多成为必然。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郭巍青对此的看法是:“改革初期出现这么多的副职,如果只是过渡性的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么多领导干部,安置起来也要一个过程。关键问题是这样的安排是否会延续,如果实行大部制后,部门一直保留太多副职,那对改革是不利的。”

  在人事安置之外,改革的阻力还有部门利益之争。

  深圳市原编办主任王敏谈到这场改革时说,其中的阻力之一就是人。

  除此之外,很多公务员认为这场改革使得他们的晋升通道变窄,而处于基层的公务员更是倍感压力。

  湖南籍深圳公务员李大民(化名)本来是一名副科长,大部制后变成了一名科员。

  “原来还想哪天升成正科,争取退休前也升上正处,这下反而退回起点了。再升副科长?还有一堆原来也是副科的科员在等着咧。”这个25岁的年轻人,对前途表现出了悲观。

  而更底层的科员则认为恐怕几年都难得有提升的机会,因为要安排也是先安排那些多出来的领导。

  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公务员难免消极怠工。李大民说,群众去办事时,一些公务员就推来推去,让办事的人不知所措。

  深圳著名网友金心异在大部制改革之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未来三五年内,深圳的中低层干部将会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深圳市社科院一位专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当收窄公务员上升通道,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人力资源更合理分配,公务员不是唯一出路。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肖俊指出,公务员应该采取聘用制,建立公务员退出机制,让人员流动更加灵活。

  深圳的决策层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该市编办介绍说,对此问题深圳也积极探索通过制度创新等方式予以解决,今年初启动的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按职位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将全市行政机关公务员职位分为综合管理、行政执法和专业技术三大类别,分别制定实施与职类特点相适应的独立职务序列、薪酬及管理制度,解决领导职数有限问题。

  也就是说,公务员不一定非得通过当领导获取高薪酬,通过职级的提高一样可以获得高薪水。“以后普通科员比领导薪水高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深圳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对接障碍

  深圳市一条贯穿宝安区和光明新区的一个重要区域干道松白路,改造扩建了两年,已经超过了竣工期,却仍然是半拉子工程。

  8月初,《深圳晚报》记者去调查时发现,工程延误可能与大部制改革有关。宝安区交通运输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原本是由原宝安公路局在组织实施,但后来因为大部制改革的缘故,工程便中间易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深圳,目前只有市一级已经实施大部制改革,而区一级的改革尚未启动,这导致一些管理体制的混乱。

  今年宝安区两会上,政协委员杨羽寒提出的一个问题或许正是松白路停摆的原因:以前城市次干道由区政府规划、投资、建设,大部制改革后权限上移到市里。而处在磨合期的道路建设也就会出现停修的现象。

  区级暂时不对接,正是深圳大部制改革遇到的一个难题。在深圳的改革中,一些部门已经实行垂直管理,区级管理功能将缩小。

  区级什么时候实行大部制改革?目前并无明确的时间表。有人认为,面积最小的盐田区或将成为区级大部制改革的试点区。

  区一级的公务员们已经感到山雨欲来,但是雨点一直没有落下。

  深圳除了向下对接,向上、向外的对接一样存在磨合的问题。

  深圳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机构是一个部门对一个部门,而现在,深圳的部门突然变得让上、下都陌生了,找不到对口的部门。这就使得深圳拿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与上、下各个部门协调、对接。

  不过,由于省级部门对于大部制改革的对接问题多是呈支持态度,这得以让改革能够平稳运行。

  大部制改革产生的很多新部门,让深圳人在与外部对接的过程中,同样产生麻烦。

  福田区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邓则回湖南洽谈一笔生意时,他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的公章令对方生疑:发营业执照不是工商局吗?你们怎么是市场监管局?解释半天,对方还是半信半疑。邓则好说歹说让对方打电话到深圳市政府求证,这才让合作方打消了疑虑。

  不过,深圳市安全生产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障碍基本不会存在,因为职能的履行,不在于机构的名称,而在于机构职责是否法定。比如企业登记注册职能,在外地是工商局负责,在深圳是市场监管局负责,都属于法定职责,并不存在外地不承认的问题,但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基本上也是这个道理。

  他说,在与上级对接的过程中,对应的省级主管部门包括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知识产权局、省版权局。虽然对应的上级主管部门较多,但上述对应关系清晰,对上协调基本不存在大的问题。但是有两项职责在上下对接问题上需要进一步理顺:在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在价格监督检查职责,这两项职责在文件流转、业务指导、工作联系方面目前正在建立完善合理的沟通协调机制。

  他介绍说,在对下对接方面,安全生产局实行三级垂直管理,因此不存在对接的问题。

  “开会是个麻烦。”深圳某部门一个工作人员说,大部制后,由于上面对接的部门比较多,文件和会议增加较多,不少的会议存在性质相同、主题相近的情况:“一个执法行动,在上面是多个部门联合执法,在我们这就一个部门。上面的部门一起开了会,然后又要分开开,我们也都得去。”

  “以后就会慢慢习惯吧,大部制改革地方多了,就没问题了。”商人邓则宽容地说。

  内部磨合

  广东当地媒体的一个细节,生动描述了大部制改革后内部关系没有理顺的状态: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公务员文华(化名)经常会陷入不知找哪一个副局长的纠结中。合并后局里多出几个副局长,“几个副局分管的工作有交叉,有时真不知道该向谁汇报。”有时候,他得三个人都请示,而有时候领导都说不归他管。“(这样)效率反而低了。”

  在最大、领导最多的科工贸信委,这个问题或许最为突出。例如一个副巡视员协助一名副主任分管相关处室的工作,一个技术改造处的分管领导包括副主任、协助副主任的副巡视员、处长以及副处长若干名。

  有人指出这种过多层级领导消解了大部制的提高效能目标。

  深圳市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消化超标领导。不过,在一定时间内,这仍将是他们的巨大压力。

  在部门架构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三分”并没有真正实现。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指出,一些政府部门本身既有政策制订权,又有执行权;一些部门合并成“委”后,决策权下却缺乏对应的执行部门。

  另一个层面,还存在结构性的工作“真空”地带。

  深圳西乡街道一名执法人员说,一些工业区黑网吧几乎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部制改革中职能调整,新的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于是基层的一些执法处于“真空”状态。

  2009年7月,深圳推行大部制后,又对原有的机构设置和职能进行调整,原本划入街道的大部分执法任务被收回,划入各政府职能部门。

  在以前,黑网吧、违章建筑、废品收购等等,都是最基层的这支队伍在管,而现在,由于对接问题,暂时出现真空。

  去年11月,宝安区民治街道办送到街道执法办的近500条隐患信息,没有得到处理和反馈。比如无证照经营执法职能已经调整到市场监管部门,但是市场监管部门则称因为机构改革还在进行,职能还没有明确,因此拒绝签收出租屋隐患信息。

  作为大部制改革重要内容的土地监察执法主体,在一年之后才正式明确市、区两级执法主体,9月1日起施行,而以前执行此项任务的街道办土地监察机构则卸下此担。

  即使如此,深圳各个区的土地监察大队和中队的牌子,除了盐田区,其余均未挂起来。“大队的牌子,领回来就放在仓库了。”一个区级查违负责人告诉记者。

  网友大鹏鸟评论说,作为改革先锋的深圳大部制改革,尚有如此多的困难和问题,可见行政改革之艰难。“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认为改革趋势是势不可挡的。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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