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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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九藤书屋”中，我们赫然看到了一块海底石，刻着“抗潮流”三字(见左图，南方日报记者王亮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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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牧引用王安石诗句为汕头经济特区题词。 谷牧家人提供 |
花木葱茏，四壁书香，书屋里摆满了奇石、砚台。
出生山东儒乡、读过七年私塾的谷牧晚年寄情传统文化，主持中国孔子基金会，抢救恭王府遗址。季羡林说，在知识分子心中，谷牧是“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党内领导”。闲暇时，他喜欢小酌几杯，打打高尔夫球、台球，偶尔带上孙子孙女去中南海散步，享受天伦之乐。
但在这位改革者的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对特区的关注，对中国改革走向的思考。
他晚年喜欢每天剪报，用蝇头小楷来写日记。去世后，子女整理遗物才意外发现，有一个宣纸本上密密麻麻地贴着谷牧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邓小平不同时期的照片，可见他内心深处对于这位老上级的缅怀之情。与任仲夷、吴南生、梁广大等广东的“老战友”聚会时，他也举起酒杯，畅论时局。
在他的“九藤书屋”中，我们赫然看到了一块海底石，刻着“抗潮流”三字(见左图，南方日报记者王亮摄)。这是他在文革中专门请人刻的。
一个站在潮头的改革者，为何要“抗潮流”?
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不同于毛主席的“反潮流”，主要是抗“左”的潮流。从土改开始，谷牧就开始警惕要抗“左潮”。
次子刘会远说，谷牧一生深受周恩来总理影响，恪守理性、常识与“中庸之道”，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他心中有定见，不跟风，不被潮流裹挟。这是“抗潮流”的真义，也是他留给后来者的大智慧。
采访时间:
2010年
7月14日
对话人物:
刘念远(谷牧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某部退休少将)
刘会远(谷牧次子，深圳大学退休教师、区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心忧世风，晚年“经常不安”
2009年，谷牧去世前夕在《求是》杂志发表了《关于对外开放工作的回顾与思考》一文，系统总结了“过来人”的十点经验。
“我们共产党人要过的不止是一条河，我们要蹚过改革开放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河。”他强调，“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
这位一生饱受“左”祸的老人谆谆教诲:对于已经证明是僵化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应不失时机地在全党予以摒弃，否则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和影响还会卷土重来。
南方日报:据说谷老晚年很关心社会风气。
刘念远: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分管对外开放工作期间，我时常感到，硬任务确实抓得很硬，软任务则相对抓得较软。与物质文明建设比较，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还不够理想，还有一些隐忧。作为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过来人”，我经常为此而不安。
他说，我国的对外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持“经济搞上去，一俊遮百丑”的态度。如何抵制国外的腐朽思想影响，如何抵制社会丑恶现象，如何厉行廉政，如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都亟待抓紧抓实，并且要长抓不懈。
兄弟地区不可盲目攀比，搞各种“热”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指导开发海南岛时，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追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超台湾?小平同志说过的。”“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后来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公开发表时，也没再提这句话。”
谷牧晚年批评一些地方搞政绩工程、忽视民生福祉。他还提醒一些地方干部，对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建设，产业结构上的趋同，发展外贸、吸收外资方面恶性竞争等现象，应当认真对待。
南方日报:谷老怎么评价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模式?
刘念远:父亲在回忆录中总结说，对外开放使许多地区进入了先富起来的行列，这些地区的发展路子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像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与香港相邻、方言相通，经济久有交往，劳务和土地费用相对低廉，从承接香港转口贸易的加工业务中逐步形成“前店后厂”式的经济合作关系，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苏南地区却不一样，这里是在原来的城市工业和改革开放之初发展起来的乡镇工业的基础上，依托和运用上海的经济辐射，进而与外国投资和先进技术相结合，大搞企业技术改造，才大幅度增加了生产，扩大了出口。
当然现在国内外形势变化很大，各地发展路径也在变化。像广东近年来力推产业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成绩显著，已不是当年简单的“前店后厂”模式。这与父亲当年批评深圳转型不力、推动产业升级“爬坡”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对于广东近年来的发展变化，父亲晚年也很欣慰。
父亲在回忆录中说，尽管发展路子不同，但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坚持实事求是，从各自的条件出发，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开拓自己的路子。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它也告诉我们，兄弟地区的经验是应认真研究学习的，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可盲目攀比，搞这种“热”或那种“热”。如果跟风攀比，表面上很热闹，实际上于经济发展无补，甚至造成浪费。
要珍惜党内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
在当时改革一线的人们看来，谷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因为他熟稔中国国情与“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邓颖超就曾经点将他做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因为邓颖超深知，在那个特殊时期，谷牧曾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孔子的中庸之道在他身上有最好的体现。
他的善于调查，他的坚守常识和理性，可以说在克服重重困难协助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到了极致，从而得到了“明白人”的美誉。
南方日报:作为《谷牧回忆录》的统稿人，您曾提出要特别留意党内有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这个角度很新颖。
刘会远:记得西方一位学者说过:真正的科学精神其实常常体现在“常识”之中。对此我有强烈共鸣。中国是受大陆性季风气候影响的国家，加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搞路线斗争，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身上形成了一种喜欢“跟风”的甚至可以称为国民性的东西。在中国能坚守“常识”和理性不容易。
党内有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而且这批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默契的。比如文革初期所谓“二月逆流”，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帮老帅在发牢骚、宣泄不满，实际是出于坚持常识和理性的需要。而改革开放初期当父亲率代表团访欧归来向政治局汇报时，正是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对于谷牧敢于讲真话，正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南方日报:有人说，正因为这种理性力量与常识之道，使谷老能在复杂的局面中推动改革。
刘会远:由于父亲长期在小平、陈云、叶剑英和李先念等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受到培养，得到信任。特别是在兴办特区和改革开放当中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及时请示，得到他们的关怀、指点和支持。所以才能在复杂的局面中推动工作的开展。
比如袁庚向李先念同志汇报蛇口办工业区的事情，正是因为父亲在长期的斗争工作与先念形成的共识、情意、特殊的信任和默契，所以先念同志叮嘱父亲坚决地支持了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想法。
再比如当时向陈云同志汇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父亲正是在与陈云同志有共同语言的地方，从关心经济的问题说起，使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回忆录提到陈云同志“完全赞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强调在实施中要不断总结经验”。
简单划分改革派保守派不符合历史事实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后辈眼中，谷牧喜欢拿着一把纸扇，见人就微笑着拱手问候，一派儒雅之风。对于改革开放中的风浪与“对手”，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坚持厚道作风，“为尊者讳”、“为友人讳”。
他一生酷爱梅花，花费14年收集了100幅梅花作品组成《百梅图》，捐献给国家。回望波澜壮阔的一生，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南方日报:《谷牧回忆录》去年出版以来反响热烈，但有人说感觉“不太过瘾”。
刘会远:呵呵，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说没有境外出版的一些谈改革开放历史的书“过瘾”。在那些书中，往往把中共领导层划为旗帜鲜明的两派———改革派和保守派，而且不断进行着富有戏剧性的斗争。但其实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这种对历史的简单化、脸谱化处理，不符合事实。
《谷牧回忆录》对被有些人认为是“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老同志采取审慎的态度，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有的老领导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党内坚守常识最重要的代表!父亲与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且相信一些老领导虽然一时在认识上可能跟不上改革开放的形势，但只要认真从“常识”和“理性”角度沟通，他们一定会支持这项伟大事业的。
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幅泰山松油画和一块刻有“抗潮流”三字的海底石伴随了他几十年，他的一生正像泰山松一样咬定青山，像海底石一样抵抗着惊涛骇浪。他的一生给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那些在不同历史时期跟着风走的人在这个镜子面前会感到惭愧。
●南方日报记者陈枫段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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