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摄影记者在玉树的5天5夜

　　《青年记者》供稿

　　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玉树发生里氏7.1级地震。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事件，齐鲁晚报迅速启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抗震救灾报道紧急动员，迅速确定总体报道基调和方案。从4月14日至27日，齐鲁晚报先后派出5名记者赶赴灾区，全力投入救援与报道工作。这些记者不畏艰险，忍受着高原反应、饥饿和寒冷，克服了缺水、断电、道路不通、通讯不畅等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发回了大量感人至深的现场报道，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特殊而又艰巨的采访任务。

　　作为一名在灾区一线采访了5天5夜的摄影记者，通过此次采访，我对摄影记者如何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做好应急准备，如何在巨大的灾难中做好新闻取舍，如何通过镜头体现人文关怀，如何做好后勤保障等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与认识。

　　迅速反应，挺进灾区

　　突发事件考验着每一个记者的快速反应能力与组织采访能力。4月14日上午8点多，我得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的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给报社领导打电话申请到灾区采访。报社迅速做出指示，让我和一名文字记者立即奔赴灾区。

　　时间就是效率，我赶紧收拾行李、查询航班、了解当地天气和交通情况，并通过网络即时了解灾情。两小时后，我背上五六十斤重的设备，和同事匆忙往机场赶，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灾区。晚6：00，飞机到达西安，由于等待前方调度，直到15日凌晨1：00，我们才搭上了去西宁的飞机；3：00，我们到达西宁机场。夜色深重，西宁机场却是彻夜不眠，来往的救援人员行色匆匆。怎么赶赴灾区？我们打算第二天租车去，等待我们的，是800公里的崎岖山路。

　　巧合的是，我们碰上了山东来青海救灾的队伍。这绝对是意外之喜，在一切都以救灾为先的时刻，能搭他们飞机的人非常有限，我就是幸运者之一。

　　但是，由于出发前激情高涨，疏于准备（只带了一个水壶和一盒饼干），结果到灾区后吃饭喝水成为问题。玉树地处高原，昼夜温差较大，来前应该备好氧气袋、抗高原反应药物、保暖衣物、充足的食物和水等。

　　快速突破，靠近现场

　　一路忐忑来到玉树，刚下飞机，就见地面到处都是伤员，等待被运送到西宁、兰州、成都等地接受紧急救治。灾难的景象，一下子涌入眼帘，令人悲痛。

　　玉树海拔4000多米，援建队员们经过两天的奔波已疲惫不堪，媒体同行中也有人出现高原反应，大家大多在玉树机场躺着靠着就睡着了。

　　我很焦急，没有休息片刻，马上背上行李，在机场周围拍摄运送伤员的场面。为了最快给报社发回第一现场的片子，刚一进城，我就主动要求下车，一路走一路拍，一直走到晚上9点多。马不停蹄的奔波让我也有了高原反应的最初征兆：腿沉、呼吸困难。但内心的使命感让我不停地举起发麻的手臂继续去拍摄，去记录。后来，当地人告诉我，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记者到高原地区采访，最好逐渐提高海拔适应高原气候，最忌讳的就是劳累，这也为我5天后发生肺水肿埋下了隐患。

　　震后玉树通讯中断，如何及时发回稿件保证发稿时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虽然我也带了无线网卡，但没法使用。晚上11：00，我费尽周折地从玉树电信局给报社发回了照片。

　　以后再有类似突发事件采访，应做多方面的准备，多带几种无线上网卡备用，有条件的最好带上卫星电话或卫星发射设备，这样最保险。

　　镜头与视角中的人文关怀

　　面对巨大灾难，摄影记者如何选取典型瞬间？在汶川地震和海地地震报道的影像画面中，从来不乏震后的破败与民生的凋敝，但作为一名新闻摄影人，要在镜头里体现对人性的尊重，摒弃所谓的刺激画面，同时要考虑读者的心理和生理承受能力。

　　在那5天里，汶川地震中那张日本救援队向死者集体默哀的照片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对逝者的尊重，对生者的安抚，让我在灾难报道中更加肃然。此前在海地地震报道中，某国际媒体一反汶川地震报道的含蓄与人本风格，将死者的遗体直白地展现在镜头前，这更放大了灾难的突发性与破坏性给受众带来的伤痛感。我们的报道当然要向读者全面展示灾情，让人们关注这场灾难，但绝不能过分渲染悲痛。因此，在拍摄那些被救出来却已没有生命迹象的遇难者及经过抢救无效死亡的遇难者时，我尽量选取一个细节——或是一只自然下垂已没了血色的手，或是被一张床单覆盖住的双脚，或是一群救援人员围在一起低头默哀。不用过多的表现，谁都知道，那是因为又一个生命离我们远去。

　　痛的感受有很多种，有些痛让你只想独自饮泣，有些却让你看了心为之一动，然后那种疼痛感会慢慢刺进心底。4月18日，我在救援一线看到一个只有6岁的小女孩，和我儿子一样大。在废墟下被埋了4小时，身上重度烧伤。医生和救援人员为她换药时，伤口还流着脓，皮肤大片大片地焦掉了。当时我就想，要是这是自己的孩子，我的心会多痛？女孩因为伤口疼哭到撕心裂肺，通红的小脸上浮现着痛苦挣扎的表情。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瞬间，因为，每个为人父母的成年人，看到这个孩子，都会感同身受地心痛。我想这样的表现方式应该不算残忍，希望这样的“痛”刺进我们心中那个柔软的地方，让更多的人来帮帮这个孩子，帮帮像她一样的成千上万名灾区儿童。

　　“痛，并期望着。”灾难降临后，新闻媒体的同行成千上万的报道，归结起来，我想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展示灾难，适当地通过媒体的多种表现手段来触动人们的感情，使更多的人关注灾难；二是传递希望与信心，毕竟，还有生者，生活还在继续，明天，太阳还会在玉树的地平线上照常升起。因此，我也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让人略感欣慰与希望的画面。

　　在一片倒塌的学校废墟上，两个小女孩从碎片中捡出书本，坐在瓦砾堆上认真地翻看了起来。那一个画面让我顿感天地宁静，仿佛只有求知的渴望与眼神是这废墟上唯一有生命的东西。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灾难中，从来不乏让人感动的报道与画面，这或许是因为，平日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人类，只有在自然灾难面前才能重新认知自身的弱小，然后，重新以“人类”、“同胞”等名义凝聚在一起，为了共同的大生命而奋力以赴。这种久违的力量让我们在合作中重温了感动，那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般对生命的群体认同与归宿，在这里，每个渺小的生命因此而放大。在结古镇倒塌的扎西宾馆，救援工作从震后第一天就开始，直到我离开玉树还在继续。在救援的一双双手中，有专业的救援人员，也有附近寺庙里的喇嘛，有的没有戴手套，徒手挖人，用一个血肉之躯救出另一个血肉之躯。拍下这些画面，也记录下了这个超越民族界限、超越宗教信仰的大爱瞬间。

　　体力透支，病倒在高原

　　“灾区+高原”， 对记者来说，尤其是对背负着几十斤重的器材的摄影记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玉树，灾民们的温饱得不到保证，记者的吃住更成了问题。震后的最初几天，物资极度匮乏。那些天里，我和同事只用雪水简单洗过一次脸，向灾民救济点要过水，要过饭，在路边捡了瓶子灌水喝。18日吃了一顿热饭，是跟着灾民蹭到了浇上菜汤的米饭，感觉真香。

　　18日，我到灾区的第4天。白天，提着相机和各种型号的镜头走了十多公里的路，在废墟上爬上爬下寻找拍摄角度，到了晚上8点多，我接到前方传来的消息，正在施救的一组救援队探测到了生命迹象，有可能救出人，会有奇迹发生。我不顾体力的透支，拎起相机就出发了。这一天，玉树的路很难走，处处堵车，只能硬撑着步行过去。在冷夜里走了一个多小时，电话又打进来：这个消息不准确。顿感失望的我本想就打道回府，到驻地好好休整一下，但转念一想，到18日，地震已经过去5天了，如果这时候能救出活人，无疑是个奇迹，是个振奋人心的大新闻！既然出来了，就坚持走下去。就这样，直到12点多，才回到驻地休息。这一天一共走了多少公里的路，我也算不出来，只感觉步子越来越重，身上的装备也在变沉，呼吸从没有那么困难。晚上躺在帐篷里就觉得胸闷、呼吸困难，翻来覆去睡不着。19日一醒来，咳了两下，竟咳出了血。我的同事立即不干了，把我拖到医疗处。量过体温，听过肺音，医生建议我立即离开高原地区，否则，将有生命危险。

　　卸下重重的行李，带上了一个相机，我被急救车送到玉树机场，刚好碰到西藏一个军区医院来参与救援的医护人员，医生给我输了液，进行了紧急救治。在机场，我也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在央视和新华社的报道中，都出现了虚弱的我。被送回西宁后，我住进了当地医院的抗震救灾病房，被诊断为急性肺水肿，医生说如果再晚一天，就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有机会再上高原，不论是突发事件，还是常规报道，我都将记住这些从惊险中换来的教训，做好充分准备，适当休息，保存体力。毕竟，生命在，新闻才会在。留下一点遗憾在玉树也好，画下一个逗号，让后面的路走得更完美。

　　（作者为齐鲁晚报·生活日报图片新闻中心记者）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