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狂欢是一种社会病

　　骗子盛行并非偶然

　　禹晋永在8月3日的“维权行动”中，说了一段颇有代表性的话：“什么叫诚信？我的理解，心中的那份坚持就是诚信。”按照这种逻辑，骗子只要设定既定的猎取目标，不管是否被起底、被曝光，坚持到底就是诚信。持有这种观念的，不止禹晋永，唐骏的“能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如出一辙。董思阳也不顾媒体的揭露，在今年8月高调推出了新书《21岁当总裁II》。

　　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还是我们的诚信观念不合时宜了？其实，我们大可必须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骗术盛行，并不是偶然的。

　　社会关系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有赖于信息的真实传播和人际交往的诚实守信，这样可以节省交易的成本。在一个尔虞我诈的社会中，交易会变得不安全而且难以成功。因此，古人很讲究“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朱熹说“信犹五行之土”。诚信不仅是中国人奉行的交友之道、夫妇之道、治国之道，也是普遍适用于生活各个领域的指导准则。但由于这些观念只停留在道德教化层面，法律上对欺诈的惩罚性规定寥寥，导致“骗子文化”一度盛行。

　　较真查验骗子现形

　　我们耳熟能详的，涉及诚信与欺骗的不太能容忍的现成案例，大致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政府和官员的信用危机，典型是“华南虎事件”。地方政府和某些官员公然为欺诈行为背书，比起遮遮掩掩的官员学历掺水等现象来，可谓无耻之尤。第二类是行业信用危机，典型的是广告行业，大量地打着“电视购物”旗号的假冒伪劣产品销售，堂而皇之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黄金广告时段，屡禁不止。第三类是企业信用危机，典型个案是“三鹿奶粉事件”。2004年的《中国食品质量报》曾有一篇题为《诚信三鹿》的报道，时为三鹿集团董事长的田文华说，“诚信对于企业，就如同生命对于个人，没有了，肯定走得不长远”。后来一语成谶。第四类是公众人物的诚信危机，典型是张悟本和唐骏。

　　当鲜花和掌声簇拥的偶像走下人造的神坛，人们忽然发现，稍微较真查验一下，骗子其实就能现出原形，但为何我们那么容易轻信？我认为，在这些骗局的背后，凸显的是一些包括学历认证、食品检验、广告宣传、媒体报道等各方面的社会制度不健全。在一个诚信体系本身存在问题的国度，欺诈司空见惯。

　　司法是最后的防线

　　欺诈之风的流行，是一种社会病的传染。每逢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都在发生变化，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由于利益的驱使，道德教化不足以阻止机会主义者乘虚而入。当社会对欺诈保持一种高容忍，而且欺诈可以带来丰厚利益时，欺诈就会无孔不入。

　　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高度熟人化的社会中，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欺诈很难得逞。社会的流动带来了陌生人的增加，而欺诈所利用的，正是信息的不对称。高级骗子显然都深谙此道。小时候的成长背景、国外的留学经历、某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在不同的圈子中都会有一些不知情者，而利用媒体报道又给这些虚构的事实增加了可信度。可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网络的迅速发展和信息的互相沟通，使得证实和证伪都变得相当容易，“最高明的骗子，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

　　如何定义“谎言”和“骗子”？柏克（Sissela Bok）的说法是：谎言是一段话语，蓄意要欺骗某个受骗者，使其误会现实世界的状况。而对“骗子”一词颇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想用狡猾的手段或欺诈的作法，特别是利用别人的轻信或偏见而得到金钱或地位的人。因此，并不是所有说谎者都是“骗子”，只有蓄意地用欺诈手法获取利益并使他人受损失的人，才能被称为骗子。通常，对于善意的谎言、无害的谎言或者不可避免的谎言，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是容忍的。但如果说谎和欺骗突破了社会容忍的底线，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而骗子，绝对属于后者。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道防线也失守的话，社会秩序就会溃败。

　　大约三十年前，研究者在西欧各国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社会调查。当作答者被问及最希望什么特质传给下一代时，几乎有90%的人都把“诚信”排在第一位。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面对我们的孩子，如何给他们讲述唐骏、禹晋永、李一、董思阳他们的“成功”故事以及他们的诚信观呢？（吴法天）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