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以制度化举措阻止官员外逃

　　以制度化举措阻止官员外逃　

　　河南省安阳市委原副书记李卫民在神秘“失踪”数月后，其涉嫌职务犯罪外逃的事实终于得到安阳当地政府的确定。据悉，李卫民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检察机关也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失踪”真相既明，引得舆情哗然。

　　近些年来，贪腐官员出逃的事件，几乎年年都会出现。外逃官员数量之大，早就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今日李卫民的“失踪”，只不过是为这份长名单再增添一个人名而已。外逃官员“前仆后继”，令人感慨。

　　官员外逃的逻辑，只有一个，就是畏罪而跑，以躲避法律的严厉惩罚。贪腐官员不同于普通民众，到底神通广大，在东窗事发之前，或主动或被动地逃离国境，在异国他乡谋得自由生存空间。“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一古老的计谋已被应用得淋漓尽致。一些问题官员在逃跑前计划严密，准备充分，往往都是举家远走高飞。

　　外逃官员，又几乎都携巨款出行——很多人，早就有将资金弄到境外的安排，以为日后的不测布局。转移不法资金的手段也有多种，或以子女留学名义汇出学费或生活费，或借助地下钱庄将资金汇往海外账户，等等。今年年初，有一条消息“振聋发聩”，称外逃官员人均带走了1亿元人民币，尽管后来又有消息说，这个数据并不精确。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30年来的数千名贪官，带出国门的巨额财富相当惊人。于是，国家资产大量流失，政府的公信力与公务人员的形象大受伤害。

　　有人会问，官员外逃之路真的就这么通畅吗？其实并非如此。比之在国内伏法的大量贪腐官员，外逃者的数量还是有限的。只不过，官员外逃事件新闻性强，影响力大。如2008年10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就曾轰动一时。一段时间里，杨湘洪牢牢占据了媒体的重要版面，从中便可见一斑。总体而言，由于近年来强化了对官员外逃的防范，官员出逃之路可谓日益狭窄。

　　当然，也要看到的是，官员外逃仍是中国反腐斗争中不可忽视的一大课题。在反腐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下，在外逃官员的“成功示范”作用之下，必然会有一些问题官员仍在铤而走险，图谋必要时走这条道路。正视官员外逃这个现象，也是加大反腐力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无疑，面对这一问题，要有针对性的反腐教育。教育的功能，在任何时候强调都不为过。但是，仅靠教育也是不行的，还要有专门的制度设计。在目前条件下，仍然需要在出境资本管理、国际司法合作，以及官员出境管理等方面发力。事实上，察看其他一些国家防止类似问题的举措，大抵也是从上述几个方面着手。

　　近些年来，在认识到官员外逃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之后，上述制度性的举措都曾有过运用。但是，比之制度的建设，制度的执行有时显得不够有力，或者说，执行过程中也常有漏洞。就拿官员护照管理来说，有些问题官员提前准备了多本护照，以备不时之需，而这些护照如何办得出来，本身就是问题。有些时候，外逃官员只是某个腐败利益群体中的一个枢纽人物，其他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为了自保，也会想方设法提供便利，“襄助”相关官员外逃。这些现象与问题，都是值得倍加重视的。

　　在官员外逃事件此起彼伏的情况下，法学界呼吁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声音也渐渐加强。这种声音值得倾听。平心而论，贪腐官员若不是害怕沦为阶下囚后的不堪生活，不至于丢掉官位而流浪异国成为边缘人，而在海外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主要依靠，就是国内带出去的不法财富。当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建立之后，一旦外逃官员被缺席审判有罪，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腐败资产可以得到返还与没收。这对于外逃官员来说，无疑是一把悬空的利剑。

　　还要认识到的是，面对贪腐官员外逃的现象，不论是事后的亡羊补牢，还是事先建立防范措施，尽管都非常必要，但仍未触及官员外逃问题的根本。治本之道，仍在于大力反腐，管束好公权力。问题官员少了，外逃现象必然减少。这其中的重点，又在于管好“裸官”，管好“一把手”——须知，不少外逃官员，就出在这两类人群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