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当然希望能够用政治方法完成蛋糕的公平分配,问题在于,如果不增加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单纯寄希望于一次皆大欢喜的全民分红,似乎又太不实际了
8月29日,全国工商联公布了“2010中国民营企业500家”榜单。我们看到,这500家最大民营企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2家最能赚钱的央企。去年,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的净利相加,超过了这500家民企的净利总和。8月27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半年财务报告全部出炉,四大行今年上半年共赚得2559.82亿元,这意味着四大行上半年平均每天约赚14亿元。
与央企、国有央行的辉煌战绩相比,民营企业500家的榜单不免显得星光黯淡。但因此得出央企竞争力强于民企的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从资本投资效率来看,央企整体有中石油这样的盈利大户,也有中铝这样的亏损大户,如果盈利与亏损相抵消,再加上之前央企改组整合的改制成本,央企的整体资本投资效率低于民企。然而,不管二者效率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企在大盘上被央企、国企远远抛在身后。在做大做强这样的国企改革口号中,人们往往着眼于做大,在某些人看来,做大了就是做强了。这样的胜者为王逻辑强化了另一种观点,即国企企业效率低下与产权结构无关,只要套上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只要套上信托责任的紧箍咒,就可扭转乾坤。这一逻辑加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隐蔽的内部利益输送,成为了国企“市场化改革”的主流模式。这样的模式不仅在政府决策中成为最终的博弈结果,也在学术界获得了一些学者的拥护。正是在这样的央企改革模式共识下,才有了2003年至今的央企崛起。
从经济学追究的本质问题来看,在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大盘中,存在着先将蛋糕做大再分还是从已有的蛋糕中分得更大份两种思路。经济的增长说到底取决于能否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生产速度上现代化分工能否带来效率以及金融制度能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融资渠道。因此,好的经济体鼓励的应当是具有创造力的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和良好的金融环境。国家鼓励老化的央企重新组合、兼并的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为了提高央企的国际竞争能力,改制四大国有银行也是为了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但现在看来,这两个根本目的在央企盈利而且是赚取暴利这样看似一片大美好的局面下被忽视了。实际上,我国央企近几年走出国门与国外企业竞争几乎都占不到便宜,倒是在国内,央企通过政府大量投资以及银行融资的便利,在上游产业以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内成了名副其实的巨无霸。如果说,在央企改革之初,我们赋予了央企将中国经济这个蛋糕做大的任务,那么当下的央企显然是试图从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多年发展中分得更多的好处。
如果我们单纯将央企作为市场中的利益体,那么上面的分析显然让国民尤其是民营企业高兴不起来。但好在,央企并不只是一个单纯谋利的利益体。央企是由国家投资的,从学理上说,每个纳税人都是央企的股东。所以,央企的利润也应当是国民红利。事实上,蛋糕能否做大只是经济学家考虑的事情,对于国民来说,他们只需要在那看似越来越大的蛋糕中寻得自己那一份,在他们看来,这是应得的。因此,央企的问题实质上变成了国有利润分配的问题,而在当下,收入分配成为各方的诉求,从1996年至今,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连年下降,民众的平均工资涨幅更是远低于GDP增长率。每年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主要流向了政府和企业。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今天已经上升到了接近46%,紧随其后的是企业储蓄的增长,唯一下降的是家庭储蓄,10年前家庭储蓄占GDP比重超过了20%,现在则只有16%左右。
两个月前,媒体曝国家发改委试图提高央企上交国家利润比却遭到国资委阻力。民众当然希望能够用政治方法完成蛋糕的公平分配,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增加民营企业的竞争力,单纯寄希望于一次皆大欢喜的全民分红,似乎又太不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