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卜再造“法老纸”(组图)

　　高秋福专栏根据女法老的故事绘制的莎草纸画
　　记得在中学读世界古代史，就知道远在中国造纸术发明之前三千多年，埃及就广泛使用一种莎草纸，对埃及古老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独特的贡献。可是，这种纸后来失传。岂料，我这次来开罗，听说这种久已失传的纸张在埃及又再造行世，其中并含有一段动人的中国情缘。原来，再造者就是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博士。

　　九月的开罗，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我同几位朋友来到位于尼罗河畔的莎草纸研究所参观。公关小姐热情地将我们引领到会客室说：“请稍候，拉加卜博士马上就到。”我知道，这个研究所是拉加卜博士创建的。但我们来参观之前并未预约，何以将他惊动呢？公关小姐解释说，拉加卜博士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中国人前来，下属必须通知他；只要有空暇，他一定亲自出面接待。正说着，只见一位身材单薄、白发银须的老翁走进来。不用介绍，显然他就是拉加卜博士了。一双热情的手伸过来，几句有点生涩的汉语寒暄起来。虽属初次谋面，年龄反差又很大，但同他谈起话来，竟如同故交，毫无陌生与隔辈之感。

　　莎草纸曾为古埃及法老宫廷专用品，因有“法老纸”之称。拉加卜博士使失传逾千年的法老纸新生再造，故有“当代埃及法老”之誉。攀登上这样一个人生的峰巅，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拉加卜博士同我们边饮茶，边将他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

　　拉加卜博士1911年5月出生在开罗近郊的海尔旺，1932年开罗大学工程系毕业，旋即赴巴黎深造。1935年回国后，他长期在部队从事军备研制工作，官至国防部主管军工生产的副国务秘书，领将军衔。1956年，埃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纳赛尔总统委任他为首任驻华大使。三年后，他调任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1964年，他结束八年多的外交生涯，回国任旅游部技术顾问。拉加卜总其一生，分之为三个阶段：军工 — 将军；外交 — 大使；旅游 — “当代法老”。埃及《金字塔报》曾有评论说：如果说在新武器研制和外交工作开拓方面他颇有建树的话，在转向旅游事业之后，他以莎草纸再造为肇始，在弘扬埃及古老文明方面则“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同他在军工时期科学知识的丰厚积累和外交任期内从外界得到的思想启迪密切相关。

　　拉加卜博士告诉我，启示他重造莎草纸的思想，主要来自中国。他说，纳赛尔总统之所以遴选他为首任驻华大使，主要是看重他的军工背景。那时，埃及革命刚刚成功，急于同新中国发展政治关系，更急于同新中国进行军事合作。更明确一点说，为对付以色列的军事威胁，为在苏伊士运河主权问题上同英、法两国进行对抗，埃及急需中国的武器装备。北京三年，他曾多次同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接触。他完成了纳赛尔总统托付的外交使命。

　　拉加卜博士说，除国家使命之外，他到中国赴任时还有一点个人的想法：埃及和中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应该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做点事情。因此，到北京之后，他认真学习汉语，研读中国文化史。他考察中国古文化设施的保护工作，着迷于中国古文物中大批断简残篇的修复工艺。由此，他联想到埃及从古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残缺不整的莎草纸文献。只可惜莎草纸失传，这些文献无法修复。“莎草纸能否再造呢？”就是在这时，一个思想火花在他头脑中闪现。后来，一个纯属偶然的机会，则使他下决心把这刚刚萌生的想法付诸实践。那是有一次走出北京到外省去参观。在一个偏僻的农村，他看到农民用手工方式在造纸，原料是毛竹。他仔细观察、询问了造纸的全过程。回到北京之后，他查阅历史资料，发现这种造纸的方法同公元二世纪初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时间过去一千八百多年，在机器造纸术的应用相当普遍之后，中国传统的手工造纸术在民间竟还被保留下来。那么，莎草纸的传统制造方法在埃及是否也有迹可寻呢？他正是带着这个问题离开中国，并下定决心，将来非在埃及各地寻访不可。

　　莎草纸在中国造纸术发明之前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传播工具。起初，这种纸为法老宫廷书写圣谕和祷词所专用，其制造方法为王宫垄断，严禁外传。但是，无论是王命还是宫墙都禁锢不住文化的传播。这种纸后来逐渐传到民间，成为从下战书、签和约到写婚契、开药方、打借条的日常文化用品。这种既轻便又易保存的纸张很快从埃及传到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取代了当地流行的羊皮纸、泥板、蜡板和铅板，一时成为最时髦的书写工具。古埃及究竟有多少文献记录在这种纸上，恐怕谁也说不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已发现有两千五百多部都是用这种纸抄写的。用这种纸抄写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现在统称“莎草纸文献”，是研究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重要资料。而这种在古代称作“papyrus”的莎草纸，后来演化成英文中的“paper”一字。纸头轻巧，影响重大，由此可见一斑。拉加卜创建的仿古法老村
　　莎草纸大约失传于公元10世纪。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造纸术的西传。据说，当时有一批中国工匠流落到中亚的撒马尔罕，把造纸术带到那里。从那里，阿拉伯人把这种造纸术传到近东、北非和欧洲。制造方便、经济耐用的中国纸于是抢占了莎草纸的市场，促使这种古埃及纸的生产走向衰落。

　　拉加卜博士向我透露，早在北京任职时，他就作为“业余爱好”摸清了莎草纸兴衰的始末。1964年一离开外交界，他即正式开始探索这种纸的再造问题。他说，他当时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没有造纸的原料，二是不掌握这种纸的制造方法。顾名思义，这种纸原来是利用一种属于莎草科的水生植物纸莎草制造的。这种草曾大片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又没有人工种植，这种草在埃及就逐渐绝迹。制造莎草纸而没有纸莎草是不行的。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草呢？拉加卜博士想，既然这种草过去生长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要寻找它就不能离开尼罗河。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区找不到，那就到河的中上游地区一试。于是，他不辞辛劳，溯尼罗河而上，直奔苏丹。经过多次寻找，他终于在苏丹北部的一片沼泽地里找到这种高四、五米，茎呈三角状的纸莎草。他挖掘出草根，带回开罗，在尼罗河的一条汊道中进行人工种植。种植成功，有了原料，他又开始寻访造纸的方法。他从城市到乡村跑遍全国，希冀像在中国那样，在某个不大惹人注意的地方把湮没已久的古代造纸术找到。但他没有成功。他于是仿照在中国农村看到的那种造纸方法将纸莎草切碎研烂，浸泡在自己家中的澡盆里漂取纸浆。他还是没有成功。

　　一次次失败没有动摇拉加卜博士的决心，反而磨砺了他的意志。“我一定办出他人办不到的事。”他这样一边自励，一边转向搜罗古代文献。古埃及人本来是喜欢把一切大事都用莎草纸记录在案的，但拉加卜博士翻遍国内所有文献，却找不到关于莎草纸制作方法的任何文字或图画记载。他找来古罗马著名作家老普林尼成书于公元77年的三十七卷本《博物志》，里边倒是提到莎草纸的制造，可惜语焉不详。他于是又跑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这样，他用了近三年时间，几乎倾家荡产，终于收集到一些资料。经过研究、分析、综合、试验，他总结出一套莎草纸再造的工艺，制造出一种色泽淡黄、纹络分明、疏密有致、酷似中国旧时粗麻布那样的纸张。把这种纸张同埃及古墓中出土的莎草纸一比，他惊喜地发现，两者几乎一模一样。他终于成功了，时为1966年。

　　拉加卜博士这段“法老纸”再造的故事虽然并不太曲折，但却颇耐人寻味。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历史总爱给人开玩笑：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促使莎草纸失去市场，最后使其制造术失传。事隔一千多年，中国古老造纸术的保存与启迪，又促使久已失传的莎草纸得以再造和新生。这是一个多么奇特而有趣的历史的怪圈。在这个怪圈中，历史让中国的蔡伦在公元二世纪之初在人类发明史上扮演了一个光辉的角色；一千八百多年之后，历史又让埃及的拉加卜在人类弘扬自己的古老文明的历史上占有了光辉的一席之地。

　　拉加卜博士对我这番议论似乎并不感兴趣。他抚摸着渐见稀疏的满头银丝，一笑置之。他急于要告诉我的还有：莎草纸再造成功之后，一方面用于修复、誊抄、保存埃及古代文献，另一方面用于发展现代旅游事业。他聘用一大批艺术家，将从埃及古墓中挖掘出来的壁画、法老与神祗（氐旁改氏旁）的头像、楔形与象形文字、著名典籍的片断一一描绘到这种纸上。拙朴的淡黄色纸张，配以风格别致的图画，显得古色古香，给人以鲜明而沉重的历史感。这种画一上市，立刻就成为各国游客争购的纪念品。现在，拉加卜博士发明的这种法老纸画，年销售额已达一亿四千多万美元。

　　他这一成功引发了埃及全国各地几百家莎草纸制作作坊和莎草纸画室的兴起。拉加卜博士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从事莎草纸制作的人员已超过三万；从事莎草纸画制作与销售的人员也有三万人。确实，在埃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可见到有莎草纸画兜售。不过，拉加卜博士指出，现在市场上出售的莎草纸画，许多是赝品。那些又黄又硬的画纸，并非用莎草制作，而是用玉米秸或甘蔗渣做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莎草纸画已成为埃及旅游业中一种特色独具的纪念品， 成为人们了解古埃及人民生活、弘扬古埃及文明的一个特殊的窗口。 拉加卜博士不仅热衷于创造发明，还非常勤勉于总结他的实践经验。他告诉我，莎草纸试制成功后两年的1968年，他利用尼罗河上一艘私家小船创建莎草纸研究所。他一边生产莎草纸，一边总结经验，以便不断改进这种纸的质量。现在，他就莎草的种植、莎草纸的制造、莎草纸画的制作以及莎草纸的历史兴衰已写出三十多篇学术论文和两部专著，成为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莎草纸专家。他创立的沙草纸制造新工艺，于1977年获得埃及国家专利。1979年，他荣获法国格勒诺布尔国家科技学院应用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他又荣获埃及总统专为国家文职人员颁发的最高奖 — 共和国勋章。次年，他又荣获埃及国家美术学院颁发的一级勋章。

　　谈到他的成功和荣耀，拉加卜博士无论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在同记者的谈话中，总是满怀深情地提到中国。他说，1956年出使中国是他人生之旅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作为埃及首任驻华全权代表，他是创建埃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参与者，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新发展的见证人。同时，他一再强调，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者。正是这一古老文明，点燃了他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火花，使他从军人 — 祖国的保卫者，变成了文人 — 祖国古老文明的弘扬者。

　　确实，拉加卜博士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在他的办公室，在他的莎草纸研究所，在他为进一步弘扬埃及文明而兴建的展示古埃及人民生活情况的“法老村”，都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摆放着他当年同周恩来总理交谈的巨幅照片。每当中国新任驻埃及大使到任，他都邀请他们参观他的莎草纸研究所和“法老村”。每当中国客人参观他的研究所，他都以珍贵的、亲笔签名的沙草纸画相赠。我这次参观和采访，不但得到他的亲笔签名赠画，还得到他亲笔签名馈赠的一本关于莎草纸再造的博士论文集和一本装帧精美的莎草纸画集。在画集的内页上，年逾八十高龄的拉加卜博士颤抖着双手，分别用阿拉伯文和中文一笔一划地书写上他和我的名字。看着他那认真的情态、工整的笔迹，我感到，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签名，而是埃及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情意的自然流露。

　　我紧紧握住拉加卜博士的双手。他笑了，我也笑了，笑得都很开心。 (来源：新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