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员退役之后的现状令人关注。金牌之外,桑兰、董芳霄、邹春兰才是中国运动员生存的普遍样本,我们更需要追问的,是谁让退役运动员老无所依?
她们不是人生的失败者 考虑到面前同时存在着这么多的难关,所以桑兰即便下定决心提起诉讼,未来胜诉的概率恐怕也不会太高,案件本身的象征意义可能会大过其实际意义。
在国内已无容身之所的董芳霄申请特殊人才到外国执教。她选择了新西兰。而恰恰就在她动身的那个月,国际体联正式着手调查她和杨云的年龄违规事宜。半年后,“年龄门”事发。她曾效力的国家队很快发表了声明:“改年龄是个人行为”。没有人能联系上此时的董芳霄,没有人知道她是以怎样的心情听说这份声明。
尽管张罗洗衣店非常辛苦,邹春兰也非常开心,她把这个店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来做,觉得非常充实。而她最开心的是,2009年春节,邹春兰和丈夫回吉林梅河口市山城镇老家过年时,花2000多元钱给妈妈买了台全自动洗衣机,让妈妈免受整天用手洗衣之苦。在外这么多年,邹春兰这是第一次给妈妈买贵重的东西,老人家高兴得喜极而泣。
在经历了向教练讨薪、为生存要卖奖牌等波折后,而今,艾冬梅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这让她一家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不那么困顿。现在已开始信佛的艾冬梅曾说,虽然创业困难重重,但她对目前的生活“知足”了。
最近,前中国体操队队员桑兰在微博上连发数帖,分别将矛头指向国家体操队和当年友好运动会的管理方,称12年前令她高位截瘫的“意外”实属“人祸”,更准备打跨国官司,要求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承担当年组织混乱的责任,赔偿她损失。
桑兰:从“保姆门”到起诉组委会 1998年7月22日,桑兰在第四届美国友好运动会的一次跳马练习中不慎受伤,造成颈椎骨折,胸部以下高位截瘫。之后,她被冠以为国牺牲的名义,时任外长钱其琛专门探视,随后进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学习,并成为2008年北京申奥大使之一。
桑兰成为公众人物,一方面是伤痛之后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此外,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她“摔对地方了”,摔在美国,组委会有运动员保险,而摔在国内,就啥都没有了。
时过境迁,她却表示将起诉当年友好运动会组委会,理由是当年跳马时前面跳完运动员的教练没有马上撤离,在她启动后还上场撤走垫子。“这种干扰直接导致我空中姿态犹豫,最后导致今天的结果。如果诉讼,我将不会起诉这名教练,但主办方对场地管理以及秩序混乱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选择这个时机起诉,她也有自己的考虑:“12年后我的教练和许多当事人已经退休,和原单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现在对事故责任方采取法律措施,那么这些当年的"证人"就不会被单位再次下达封口令。”
除开本次事件,重伤之后的桑兰去年还因“保姆门”事件而成为舆论焦点,她在博客上发帖指责照顾自己的保姆不够尽职,残疾人很难找到合适的特护,与此同时曝光的还有她每个月2200元的收入。
从“保姆门”到起诉12年前的组委会,桑兰的做法一路充满争议,但却始终不改她维护自己权利的本色。
桑兰还爆出了当年一些不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年《华尔街日报》通过采访得知我在北京暂住的地方条件太简陋,报道称我不该得到这样的"照顾"。结果就有电话来"教训"我,说:"你怎么不如实说啊,我们都对你照顾得很好啊,国外媒体怎么瞎报道。"并让我去指责这个记者。”以及“想当初领导们求某央视体育主持人说:"你们别报桑兰啦,都没人练体操了"”。
但法律界人士表示,无论桑兰最终选择哪一个对象作为被告提起诉讼,她在诉讼过程中都将面临不少难关。
第一道难关叫做“时效”。在法律上存在着一个诉讼时效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效内主张权利,那么他将丧失对于这一权利的胜诉权。比如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考虑到目前距离桑兰受伤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无论参照中国法律还是美国法律都有可能过了诉讼时效。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诉讼,除非对方自愿承担责任,否则法院不会支持原告的诉请。
第二道难关叫做“举证”。桑兰如果要提出索赔,必须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事实进行举证。比如罗马尼亚教练临时抽走了垫子,又比如现场存在着组织混乱的情况。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来自于证据的支持,那么桑兰的单方面陈述未必能够得到法院的采信。而在举证的问题上,由于时间已经相隔12年,所以当时的场景很难得到准确还原。即便是申请证人出庭作证,那么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回忆的准确性也有可能受到质疑。
第三道难关叫做“法理”。桑兰的索赔要求如果要想获得支持,在法理上必须同时满足三个要件:一、存在着损害的事实;二、对方存在着过错;三、前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目前看来,第一点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是需要通过举证来进行证明的,至于接下来的第三点,则有可能成为法庭辩论阶段的焦点。比如,即便证明了友好运动会的现场组织工作存在着疏漏,但是要想证明这种疏漏与桑兰的受伤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则是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
董芳霄:对处罚保持沉默,这十年其实很苦 在夺得奥运铜牌将近十年后,“年龄问题”却让董芳霄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收回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操女团铜牌并取消大部分国际大赛成绩。这意味着,昔日“东方灵鹿”现在只是一个曾经练过体操的股骨头坏死病愈者。
她出生于唐山一个破败的工矿大院,一家三口挤在一个40平方米的单元,4岁被送进了体操幼儿园。父母对她只有两个期望:一是痛的时候要笑,二是要拿奥运冠军。1996年,这两点特质被时任国家队女队教练的王策群所欣赏,董芳霄到了北京。“她每天早上8点进去,晚上8点出来。”王策群回忆,“一个枯燥单调的动作要重复上百上千次。”
1998年,已是国家队员的董芳霄开始感到髋部不适,打了第一针封闭。此后几年内,董芳霄又打了几次封闭,舒缓尚未发现的股骨头坏死病症。这是一种体操运动员易得的不治之症,由大运动量压迫碰撞股骨头所引起。
董芳霄以灵巧轻盈著称,1998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崭露头角,次年获天津世锦赛铜牌。她被视作新一代国家女队主力队员,并有望成为继名将刘璇之后的体操女队又一领军人物。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董芳霄运动生涯的巅峰。她和队友杨云、刘璇、奎媛媛、凌洁和黄曼丹通力合作摘得女团铜牌。她在随后的世界杯和大运会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中在东亚运动会一人独得5枚金牌更让她享有“东方灵鹿”的美誉。
她的髋部越来越疼,而她只想参加更多的比赛。2001年下半年的世锦赛是董芳霄荣登世界冠军的绝好机会,但问题很快出现——世锦赛不到两个月后就是全运会。这场地方体育权力和利益的诸侯割据激烈到甚至危害国家荣誉,一度被国家田管中心主任冯树勇痛斥为“为省争光凌驾于为国争光”。
董芳霄夺世界冠军的愿望也在这样畸形的逻辑中夭折。在各地方体育局的干预下,当年体操世锦赛中国女队只派出1名队员的寒碜阵容出征,写下中国体操史上啼笑皆非的一页。
全运会前夕,董芳霄已经疼得不能走路。然而,在某些方面的坚持下,董芳霄还是打了封闭上场,并捧回两块金牌,但这导致她病情加重,倒在领奖退场的途中。
晚期股骨头坏死的确诊给董芳霄的体操生涯画上句号。此后两三年间,董芳霄先后进行了8次大大小小的手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植入一块软骨才保住行动能力,但从此双腿粗细不均,不能久站。2002年,她退役了。
没有国家队的庇护,生存成了问题。“她没有交际能力。”妈妈李文阁说,“有些重活儿她又不能干。”2004年,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董芳霄从体育总局获得到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进修的机会。接下来4年里,董利用剩余奖金和兼职教体操的收入维持学业。
快毕业前,耗尽积蓄的董芳霄开始到一些体校任职,但都是临时工,月薪1000元,还为一些难辨真假的药做宣传。时任河北体操队总教练的黄健见她可怜,就答应北京奥运之后为她在省队安排一个好职位。但就在北京奥运期间,黄健因车祸去世,当初的承诺并不为外人所知。
邹春兰:运动生涯留阴影,开洗衣店安身立命 2000年9月23日,对于曾经的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来说,是人生最痛苦的一天。因为伤病困扰,退役后在吉林省体工大队食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单位给了邹春兰一次性伤病补偿7.5万元,时年29岁的她拿着自己的档案,告别了同事和朋友,一个人带着无边的感伤走上了自我谋生的道路。
与原单位脱离关系后,为了糊口,邹春兰养过鸡,卖过沙子,还站在街头卖过羊肉串。但这些小生意都没让她过上好日子,因为伤病太多,原单位补偿的7万多元都用在了看病上。3年后,邹春兰的生活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所幸,邹春兰相识相恋了3年的男友周绍成对她很好,周绍成比邹春兰大6岁,为人憨厚朴实,他在一家澡堂烧锅炉。看到女友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可做,便劝她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到澡堂当名搓澡工。邹春兰苦笑着答应了,毕竟搓澡工除了力气没有别的投入。
就这样,邹春兰天天泡在澡堂子里,成了一名搓澡工。每搓一个人,她的收入是1.45元,最多的一天,邹春兰搓了50多个顾客,挣了75元,因她心脏不好,累得差点虚脱。
邹春兰的境遇被披露后,国内反响很强烈,有很多企业出于宣传、炒作自己的动机,邀请她过去上班,可邹春兰觉得自己文化太低,只想学一门手艺。这时,全国妇联和吉林省体育局决定扶助邹春兰进行创业,并提供了几个方案供她选择。经过认真考虑,邹春兰觉得经营干洗项目有很强的操作性,就选中了这个行当。
邹春兰洗衣店里有5个人,一名洗衣工,一名熨烫工,还有一个前台,另外就是她和丈夫。因为房租很高,邹春兰还得想办法创收。邹春兰让丈夫学了修鞋技术,顺便也接修鞋的生意。每天早上六点半按时起床,每天忙到晚上9点才打烊关门,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
艾冬梅:讨薪、练摊、卖奖牌之后 在北京通州武夷花园的一个农贸市场里,昔日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抱着孩子和丈夫像其他商贩一样卖起了衣服。只不过,忙了半天也只挣了二十多元。艾冬梅说,这就是生活,现在只能这样,因为要生存,还要拉扯孩子……
艾冬梅早晨五点半就从家里出发,6点的时候已经开始支摊摆货了。虽然附近的居民要七八点钟才进市场买东西,但货主们是很早就来抢占好摊位的,稍微晚一点好位置就被别人给占了,这可能影响一天的生意。别看艾冬梅五点半就走了,但是骑上自行车也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这个距离应该说已经很远了,等他们到的时候,其他开农用车的商贩早就把好位置给占得差不多了,艾冬梅他们要尽快找到另外的一些位置。
艾冬梅的女儿也在服装摊后面跑来跑去,没有顾客的时候,艾冬梅才能顾得上孩子。艾冬梅的丈夫王启海说,孩子是同货物以及做爆米花的用具一起放在三轮车上给拉过来,因为早晨的气温很低,还在孩子身上盖了一些厚衣服,之后再用绳子绑在车上,这样孩子就在梦乡里到了农贸市场。
(责任编辑:李恺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