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坚 民族先锋

　　在65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应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新局面。

　　一

　　抗日战争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长期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必须凝聚起全民族力量，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并坚持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政治组织力问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曾经携手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7年蒋介石集团背叛革命，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先失东北三省国土，又丧华北部分主权，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

　　在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并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几，即提出武装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并采取切实步骤，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形成，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住民族斗争与国内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和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的根本原则，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抗战之始，中国共产党即明确提出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始终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武汉沦陷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加剧，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并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效策略，主要包括：在与各党派关系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时，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一系列方针策略的成功运用，使得国民党顽固派从全局上受到限制，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时局的逆转，维系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爱国情怀，赢得了全国民众的赞扬，也取得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包括爱国将领的尊重和信任。这对促使蒋介石坚持抗战，对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抗日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要夺取抗战的胜利，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并坚持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独立开辟并发展敌后战场，以科学的战争指导和模范的实际行动，成为坚持抗战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提出了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的“持久消耗战略”，体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谋划。但由于推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决定了其“持久消耗战略”自身存在着严重缺陷，如把内线的单纯的阵地防御战置于不适当的突出地位，过分强调依赖列强干涉和外国援助，缺乏艰苦的战略相持思想。这在整个中国抗战中经常产生着不利的影响，造成了被动局面。

　　中国共产党科学把握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提出了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主要体现在：一是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战争伟力”，创新了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问题；二是阐明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有力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重大战略问题，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争取持久取胜的战略战术，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如何发展和怎么进行的问题；三是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规定了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游击战争理论，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问题。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日战争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弱国打败强国唯一正确的战争指导纲领。这一整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不仅指引着中国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而且奠定了其在世界军事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因此被一些外国人士称为“持久战理论大师”、“现代游击战争之父”。

　　针对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战线逐渐拉长、兵力不足而后方空虚的弱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实施战略展开，按照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发展的步骤，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创建抗日根据地，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也大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东北抗日游击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起到了毛泽东所说的“拖住敌人，协助正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以独当一面的战略格局，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战略被包围为战略反包围，与正面战场对日军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策应的独特战略格局，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上的成功体现。

　　开辟、坚持与发展敌后战场十分艰难。人民军队不仅远离大后方，而且处于日伪军不断发动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清乡”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敌后军民抗击了58%至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敌后战场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战场。在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战场又成为中国对侵华日军发起战略反攻的前沿出发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坚持与发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具有决定性意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战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谋略，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昂的民族斗志和富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此均有很高评价，白崇禧就曾说过：“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枢纽，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独立、民主、富强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洗礼下，改变中国现状，推动社会进步，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把抗日根据地变成实践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阵地，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寄托着广大民众的美好期望。

　　近代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两个相互联系的时代课题：一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二是实现国家民主富强。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条件下，前者演变为要不要抗日、怎样抗日的问题，后者演变为要不要建设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国民党的创始人，曾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由于蒋介石集团的背叛，国民党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虽然宣布“抗战与建国”并行，但实际上却是借抗战之名，行政治上继续专制独裁、经济上加强垄断统制之实，与中国社会进步的趋势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认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抗日战争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而，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过程中，努力把改革国内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与坚持抗战紧密结合起来，在要不要建设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理论上，为了向全党、全国人民说明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前途的全部见解与主张，毛泽东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明确地提出了“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时代精华，成为引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旗帜。

　　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阶层民众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实行民主宪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过程中，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团结战斗，患难与共，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推动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的要求在敌后广大土地上付诸实施。敌后军民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着一套比较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诸如建设“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广民主的科学的文化教育等。这些政策超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等基本内容，契合了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的中国国情和民众要求。面对抗战的严重困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成为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新区”。1940年，民主人士李公朴带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参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兴奋地说：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因为边区的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人士精诚团结，力求进步，所以在今天形成为一个新中国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