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出版史》总序

　　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民族文化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书”作为不可或缺的载体，承担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人们谈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仍津津乐道于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巨大贡献，正是造纸术与印刷术的双峰并立，使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传播方式，并直接促成、带动了“中 国 出 版史”的展开。研究显示，早在公元8世纪左右，我国已有了较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金刚经》，即唐咸通九年（868年）的作品。之后的千余年间，世界印刷技术几度飞跃，中国印刷或引领世界潮流，或吐故纳新，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出版历史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中国出版的辉煌历史成就相比，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则要滞后许多。据现有资料所知，我国最早的出版史著作是杨寿清的 《中国出版界简史》，该书由上海永祥印书馆于1946年出版。在这本不足4万字的小册子中，四篇叙述分别为：“古代中国的出版业”“"五四"时代出版界的发展”“"一二·八"后出版界的倾向”“对于中国出版界的批判与希望”。今天如果严格从学术的角度来考量，这本书的价值或许仅仅限于“开风气之先”了，其有限的篇幅、勉强的分期、局促的内容，并不能完整勾勒出中国出版历史千余年来元气淋漓的全貌。新中国成立初期，张静庐先生倾心辑注的七编八册本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料》，已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重要资料。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出版史著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才陆续问世。应该说，在过去的20余年间，中国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编辑出版学科的确立，为中国出版史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一批作为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教材的中国出版史著作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著作或偏向于“编辑”，或倾向于“出版”，或着重于“印刷”，或几者兼而有之，尽管其叙述的着眼点不同，用笔的重点有别，但在出版史写作中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特色，共同开启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崭新一页。

　　今天我所推介的这套 《山西出版史》，是近年来中国出版史著中的优秀之作。我们知道，山西自古以来就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古晋国存在了900年，留下了《晋乘》《晋语》《唐风》《魏风》《侯马盟书》等早期的三晋文化著述；隋唐时期山西文化事业更为发达，太原王氏、闻喜裴氏、汾阴薛氏、河东柳氏等名闻天下，著作甚丰；至五代时，山西人冯道校刻了《十二经》，毋昭裔校刻了《九经》《文选》，官刻、私刻发展迅速，显示了当时雕刻印刷业的最高水平；宋代山西刻印业北有五台，中有太原，南有绛州，刻版内容涉及史志、医籍、集部及佛经；金朝时山西平水取代河南开封，成为黄河以北地区唯一的刻书中心，“平水本”名扬天下；明清以降，乃至民国初期，山西一直是北方地区的出版重镇；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又使这里成为根据地出版事业的主阵地。该书正是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山西出版的历史进行了完整的、系统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山西地方出版史研究的空白，且为重写中国大出版史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取得借鉴，是人类社会一个永恒的课题。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有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一个民族，只有重视历史，才具有高度的自我发展意识，才能胸怀宽广、视野开阔。历史研究有两个取向：其一，秉承求真的研究精神；其二，坚持科学的价值取向。无论叙述还是论断，均需要史实支撑，遵循逻辑判断，否则，叙述就成为臆测，论断将流于杂论，失却了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山西出版史》分《山西古代出版史》《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山西国统区出版史卷》三册，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科研成果。该课题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应该说从课题立项之始就显示出较高起点，而洋洋百万言的研究成果也的确不负众望，在该课题结项时即被评为优秀。以历史研究的原则综观该书，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第一，该书作为一部地方出版史，力求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写出山西出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突出原创性。如过去各种关于山西出版的研究多停留在旧人之说，几乎不涉及山西地区在唐宋雕版印刷、辽代刻本以及金元平水本对于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影响，因而割裂了山西出版的文化延续性。而该书则着眼于历史的承续性，着重反映山西出版事业在中国文化传播交流中的特有地位和作用。第二，对新发现的辽代契丹文刻本的研究，不仅弥补了少数民族出版史研究的缺陷，还为我们洞开了进入少数民族文化核心的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该书对于山西古代出版史的研究，不仅是对于古代山西地区文化传播史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民族文化传承史、交流史的探讨。第三，对于山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红色出版史”的研究，填补了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抗战的中心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此建立了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等四大革命根据地，与此关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活动一直延续到了解放战争胜利。研究这一特殊时期的山西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党的文化政策、出版政策，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新闻出版政策的确立找到直接的依据。第四，对山西国统区出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重写大出版史提供了最新的科研成果。该书通过整整一册的篇幅研究山西国统区的出版，既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更折射出研究者崇高的学术追求和难得的学术勇气。

　　梁启超把研究历史的目的归纳为“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其所谓“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则说明了历史认识的一种本质，即历史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简单复写，而是不断地以当代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对过去的历史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估。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曾呈下降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史学研究一度游离社会发展主题,出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要改变史学的这种边缘化趋势,必须重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

　　学术有幸薪火传承，对于编辑出版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而言，需要有更多有志的年轻同志以与时俱进的思维与品格，投入到扎扎实实的研究之中。本书主要作者齐峰同志是近年来编辑出版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既有深厚的学院背景，更有丰富的新闻出版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今编辑出版学研究者的整体状况。这批研究者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勤奋、严谨的治史传统，又体现出了新一代学者锐意开拓、敢于啃硬的创新精神和时代特色，让我感到十分的高兴。借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投身到编辑出版学的科学研究中来，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柳斌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