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与一线城市长期以来的恋情要结束了吗?”面对中国近来出现“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嘈杂议论,新加坡《海峡时报》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几乎与身心疲惫的白领转战二线城市同步,许多跨国公司也把目光投向经济增速更快的中国二线城市。“亚洲新闻网”称,“二线城市正成为中国的新边疆”。与中国类似,二线城市在印度等新兴国家也正被赋予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被认为是“国家的未来”。而在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除了个头上的差别,二线城市的发达程度一点也不比一线城市差,有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引领着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瑞典城市研究所研究员卡尔·斯蒂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说一线城市是人的脸面,那么二线城市就是躯干。新兴国家站得直、走得稳不能仅靠几个超级都市,抓紧给二三线城市补钙是新兴国家的一大任务。”
中国二线城市开始赛跑 中国二线城市正成为国际媒体的新宠。《海峡时报》日前在一篇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上海,待在旁边吧。名气更小的中国城市正以惊人的增长速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报道说,今年上半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经济平均增长率是12%,而她们的小弟弟、小妹妹,例如长春、银川和合肥的增长率却高达18.5%以上。这正是四大都市10年前曾达到的速度。“四大”在过去的30年里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则是这些不那么光彩华丽的城市充当引领中国增长的先锋。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网站通过一个“逃离北上广”的白领例子来印证二线城市的吸引力。30岁的刘女士在北京学习工作多年,但今年她决定离开这里,回到家乡成都。即将在年底结婚的她说,成都舒缓的生活节奏和较低的房价促使她回归,“生活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人视野开阔,因为他们处于时代的潮头,但二线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一线城市在人口和其他方面已经趋于饱和”。报道说,走在成都的市中心不难想象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回到这个所谓的二线城市,作为四川省省会,成都发展迅猛,正成为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和金融中心。在《南华早报》的报道中,一名从上海搬到汕头的受访者算了一笔账。汕头的公寓只要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在上海,同类房子要花10倍的价钱。上海普通白领月薪5000左右,在汕头干得好的话也可以拿到这个数,但花费要少许多。
二线城市也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目光。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武汉、重庆和成都这些地名并非耳熟能详。但它们可能会比名气更大的“北上广”给投资人带来更大收益。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较少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中国内陆城市人均收入增速2008年超过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在沿海地区,天津已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大连和沈阳也是北方高速发展的城市。西部和北方迅速发展的城市带来的机会更大,一些外国公司已经在那里尝到甜头。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中国早期的经济腾飞中,投资集中于北京、上海以及香港附近的广州和深圳地区。这些城市不仅交通便捷,而且高校林立,研究机构众多,人才济济。但随着它们成功地吸引外资,人力成本水涨船高,交通堵塞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在北京,堵车如此严重,以至于企业高管一天之内难以赶两到三场“约会”。与之相反,中小城市千方百计美容变身,让自己对资本更有吸引力。大连就雄心勃勃地要取代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为外包和IT中心。2007年,美国电脑芯片巨头英特尔在大连投资办厂,雇佣上千员工。这是英特尔首次在发展中国家设立这样的工厂。纽约州立大学莱文国际关系与商务学院丹尼斯·西蒙博士感叹说:“中国城市之间的竞争如今十分激烈,有一种"你赢了,我就输了"的感觉。”
“美国的实力并不只体现在纽约” 同样的故事早已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上演过。《纽约太阳报》就描述过“逃离纽约”的现象。该报2008年曾报道说,为了找到合适工作,买得起房子,许多纽约白领转移到南部一些小一点的城市寻求机会。仅2000年到2005年间,就有4万纽约人迁移到南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斯科特·梅里特就是其中一员。在纽约时,梅里特不得不带着老婆孩子与父母挤在一起住。在亚特兰大找到新工作后,他举家搬迁,现在与妻子及两个孩子住在一所有4个卧室的别墅里。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美国二三线城市虽然人口和规模小,但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生活水平都一点儿也不含糊,有的甚至比一线城市还有竞争力。比如硅谷中心所在的圣何塞市,人口大约100万,名气也远不及纽约、洛杉矶,但这里却云集了思科、Adobe、eBay等著名的电子信息技术公司,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前沿。多次被评为“全美最佳居住地”的西雅图市也是一座典型的二线城市,这里聚集着2000多家计算机发展公司,其中包括个人计算机软件巨无霸公司微软。另外,西雅图还曾是世界最大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所在地。
在美国网络媒体Kiplinger最近以“繁荣”、“创新”等指标评出的“未来10年发展前景最好的10个城市”中,一线城市只有首都华盛顿上榜,其他全部是二三线城市。名不见经传的得克萨斯小城奥斯汀凭借良好的经济活力和宜居环境排名榜首,这里同样是高科技企业的沃土,戴尔、IBM、英特尔都在此设有分部。有网友就此评论说:“美国的实力并不只体现在纽约的华尔街和洛杉矶的好莱坞,而是扎根于众多有创造力的人才和城市之中。”
在以制造业闻名的德国,二线城市更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欧洲最大的汽车公司大众坐落于13万人口的沃尔夫斯堡,城里一半人在大众公司或相关企业工作。奔驰公司则位于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大众汽车一位负责人曾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小城市有很多好处,一是厂房周边可以扩展;二是当地政府支持高,优惠多;三是管理方便,如员工上班不会因堵车而迟到。当然,德国四通八达的交通也解决了后顾之忧。像这两个小城一样,德国二线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定位,比如科隆是媒体业中心,杜塞尔多夫是模特之都,多特蒙德是煤钢基地,汉诺威是博览会之都。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罗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经济研究数据表明,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效率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虽然纽约、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在美国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数十个二线城市才是美国经济和竞争力的基础,贡献了GDP的大头。日本也是只有东京和大阪两大一线城市,它们再发展扩张已非常困难,各县二线城市的发展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才至关重要。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更加重视二线城市的发展。
二线城市是新兴国家“短板” 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国家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它有“太多的短板”。与一线城市落差巨大的二线城市就是一大“短板”。在印度,新德里和孟买形成一北一南两大中心。前者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吸引了各种人才,零售业发展水平也居全国之首,人均收入大约是全国水平的2倍。后者是印度的金融重镇,跨国巨头都在这里设立机构。与一线城市相比,印度的二线城市落后许多,不仅基础设施破旧,有时候还会碰到有钱没地方花的尴尬。印度中部的纳格普尔是一个有250万人口的城市,但2007年以前该市连一座带空调的电影院都没有。在酷热的夏天,当地有钱人为了看一场电影,或者购买并不算大牌的牛仔裤,都不得不坐1小时飞机去孟买。这里2009年的平均年收入大概是800多美元,而新德里5年前就达到了1000美元。
为了更均衡地发展,印度从2007年便制定了发展二线城市的规划,甚至将其提到“关系国家未来”的高度。印度计划在7年内投入290亿美元对63个二线城市进行“升级”。纳格普尔就是这次“升级”的重点,除了修建道路等市政设施吸引投资者,印度政府还准备把纳格普尔机场建成印度的货运中心。印度政府首席经济规划师蒙特克·阿卢瓦利亚说:“未来10年将有1亿印度人拥入城市,很有必要使这1亿人被二线城市吸收,而不是出现在德里和孟买。”美国密歇根大学印度政治经济问题专家阿舒图什·瓦什内表示:“印度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些二线城市中实现。”
另一个新兴大国巴西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80%,在金砖四国中名列首位。巴西城市化进程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一线城市规模急剧膨胀,比如最大的城市圣保罗,也是南美洲最大的城市,人口高达19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一线城市的过度发展造成了生活扭曲和社会分化,生活在贫民区的穷人无法享受财富高度集中的市中心所提供的生活服务。为了缓解压力,巴西政府也开始加大对二线城市的投入。一些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随之向二线城市转移,新兴城市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圣若泽多斯坎波斯市集中了巴西飞机制造企业和航空航天科研机构。
二线城市将决定新兴国家排位 瑞典学者斯蒂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欧美发达国家都走过“由区别发展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其中所谓的“区别发展”就包括一线大城市的发展程度领先于其他地区。但到一定水平后,二线城市应该尽快追赶上来。因为一线城市的数量毕竟有限,只有通过更多二线城市的带动,才能让整个国家均衡发展,“一个国家不能只注重脸面,还要让整个身体都协调起来”。
斯蒂格说,从经济整体发展看,发达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其他地方发展的推动力,比如从大城市先发展为城市群,再推动惠及更广的地区。同时城市发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正问题也必须被政府所注意,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大城市可以继续保持在行政和经济资源上的高集中度,但中小城市在必要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收入、人均就业及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应尽量缩小差距。
罗静说,“北上广”这几个超大型城市在规模上已经达到极限,很难再有大的突破,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发展二三线城市及城市群。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的刺激政策大部分用到了地方城市,用于修建高铁等基础设施,释放了巨大的经济产能,这也证明了地方城市的潜力。目前新兴国家的二线城市发展很不平衡,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二线城市的发展将决定新兴国家未来的座次排定。(本报驻外记者 廖政军 吴志华 青木 傅涞 本报记者 王盼盼 王燕 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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