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与社会良知

　　我们不仅需要勇于创新富有成果的经济学家，更需要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

　　王忠文

　　《观察与思考》2010年第8期刊登的文章《转型发展：“十二五”规划主线》确实是篇佳作，使我们看到，现在的政府官员和真正学者理论功底深厚，对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现实把握深刻。

　　相比之下，我国一些所谓经济学家则经常胡话乱说，对经济运行的判断预测经常失误，有时甚至使人捧腹大笑。我国经济研究中的一大弊病，就是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忽视经济发展质量和人的全面发展，其根源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学家缺乏社会良知。

　　记得2009年5月，中国举办“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先后到我国广州、上海和北京等地进行交流讲学和座谈，引起一阵“保罗•克鲁格曼旋风”。中国政府高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发改委等部门官员和所谓中国一流经济学家、著名大公司企业老板先后陪同，影响之大可谓深远。保罗•克鲁格曼在讲学和座谈过程中，与我国经济学家还曾发生激烈争议和辩论。回国以后又就中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国际经济问题发表文章，更遭到我国学界猛烈抨击。不管其前后观点对错，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位富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他既对许多国际经济问题判断准确，也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予以猛烈批评。实际这也已经在我国引发关于经济学家社会良知的思考。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学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这就必然引发关于经济学家社会良知的讨论。经济学家的社会良知就是坚持社会进步与社会正义，坚持以人为本，对劳动人民充满关心与热爱，对弱者和贫困阶层充满同情和关怀，积极创造条件，使劳动者能够有“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

　　对于经济学中经济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法国人文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说得很深刻：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的做法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能得到彻底的深入思考。经济学本身的构建需要知识素养，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更需要精神素养。经济学家主要是从经济学专业角度介入公共生活，公众看重的和社会需要的也正是这一点。没有人文精神素养的研究对经济学科来说是残缺的，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将是缺乏远见的。没有人文关怀和精神素养的经济学家对公共生活和经济运行来说则是危险的。

　　现在有一种奇怪现象，一些盛名难副的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经济收入日益丰厚，但是在前沿理论研究方面就是难以出现具有创新的尖端性成果，在经济实践运用上也是经常判断失误，被社会公众讥笑为“白痴”和“弱智”。在研究方面，踏踏实实、严守操守的纯理论研究者难以引起官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也就难与经济学家相比。善于自我炒作的经济学者尤其是搞宏观研究的一出名就会带来巨大物质利益。有些学者认为这是自己的学术见解被社会认可的最重要标志。这种现象与一些企业家一出名就想当官从政一样，有着共同的社会根源。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这说明政府非常重视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然而过多的学者涌入那些浮躁而功利的经济学家行列，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的生态布局失调，更有可能促使经济学家丧失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的动力驱动，可能形成整个社会发展和监控体系的失调。

　　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不但政府需要经济学家，社会公众也需要经济学家，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特别重视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这样，讲求社会良知的经济学家就更加不可缺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宏观经济良好运行需要有前瞻性的经济基础理论做支撑，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也需要经济学家从长远利益、公众利益等角度出发，使政府决策者听到更全面的意见。经济学家讲求社会良心和社会公正，会正确和有效表达社会公众的利益，会使政府听到更为全面和中肯的社会意见。正因为经济在整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国家都应有一定比例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从事基础与应用研究工作。中国目前非常需要富有社会良心的经济学家，但遗憾的是，无视社会公正、缺乏社会良知的做法在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阿弗里德•马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勇于创新富有成果的经济学家，更需要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