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与中国学者秦亚青的思想碰撞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新思考

　　——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与中国知名学者秦亚青的思想碰撞

　　新华网北京9月9日电（记者熊争艳、余晓洁、吴晶晶）一位是观察全球趋势的美国未来学家，28年前他写作的《大趋势》中的预言全部准确。他是约翰奈斯比特。

　　一位是以全球治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他在国际关系领域深耕几十年。他是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

　　当世界逐渐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格局是否已发生重大调整？30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身份变化？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向世界展示真实的自我？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举办期间，新华社记者带着这些问题，对话奈斯比特和秦亚青，聆听他们的思想碰撞。

　　世界格局：“从西向东”与“向东向南”

　　记者：目前世界各国正在逐渐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是否改变了世界格局？

　　奈斯比特：金融危机是一个小事件，而非大趋势，它并未影响到世界主要力量的调整。当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很久，世界重心就开始从西向东转移，这是毫无疑问的。 秦亚青：这场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它的影响不在于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到底损失多少钱，而是人们开始质疑，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现行的制度还能不能管理全球？这就对国际关系有了重大意义。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危机是不是大趋势我不敢讲，但它确实是个大事件，一定会影响到大趋势。

　　金融危机之后，一超多强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实力分布却是有消有长。世界格局一超多强的状态依然存在，但力量态势开始“向东向南”运行。“向东”，就是亚太地区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地带；“向南”，就是发展中国家呈现群体崛起的态势。

　　记者：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有何变化？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么？

　　奈斯比特：现在的战争有赢家吗？你看看伊拉克、阿富汗的战场就知道，没人能赢得战争。因为信息社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战争的形态，占领并不标志着胜利。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秦亚青：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世界政治中的安全威胁以前主要表现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那么，后冷战时代则见证了大国战争可能性的明显下降。各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明显上升，包括贫困、气候变化、核扩散、生物不安全、社会暴乱，以及地区冲突、跨国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

　　全球治理：西方主导与多方博弈

　　记者：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很多问题，应该怎么调整？

　　奈斯比特：打个比方吧，在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的现行交通规则，都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他们认为所有在路上跑的车都得遵守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成了国际规则。他们这一观点不见得正确。

　　秦亚青：新兴国家没有寻求推翻现有这些交通规则，并不要求“红灯行、绿灯停”，不过是希望在某个地方加一个拐弯灯。现在世界经济规模比过去大那么多，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加。新进来的车对规则提出改进意见，也是正当要求。原来制定规则的大国，虽然意识到了只有现在的灯不够，但出于自身利益又希望规则大体延续。怎么调整和改善这些规则？旧车和新车肯定有利益纠缠，谈判过程会很复杂。

　　我们认为，国际体系中的规则，要符合更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各种行为体的最广泛利益，才能使大家服气并遵守。最终希望像欧洲的一些地方那样，虽然没有交通规则，但大家更遵守交通秩序，达到理想的社会状态。

　　中国身份：“两把椅子”与“多顶帽子”

　　记者：在当今世界，中国的身份是否因为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发生了质的变化？ 奈斯比特：尽管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逊于国际大都会，但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还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中国目前坐着“两把椅子”，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新兴经济体。这种双重身份使中国在理解他国方面有独特优势：一方面，中国本身有一些欠发达地区，所以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美国、欧洲国家面临的很多重大挑战，中国也在经历。所以，发展中国家很容易与中国有种天然亲近感，同时，发达国家在解决这些挑战时也需要中国。

　　秦亚青：中国身份是多元的，首先它是个大国，又是新兴经济体，但还是发展中国家，戴着“多顶帽子”。这种多元身份的好处是既能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又是其他大国的合作对象。但另一方面，多重身份也会给中国带来“包袱”，比如很多时候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太多的责任，这是他们不了解中国而提出的“过分责任”。

　　记者：中国目前这种发展道路，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

　　奈斯比特：效率高。比如，在西方建个机场，尽管这个项目会造福上百万人，但如果有几个人反对，这个机场也建不成。但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中国，多数人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少数人要服从。在上亿人还未摆脱贫困的现阶段，这种效率尤为重要。

　　秦亚青：这个效率，换成中国的话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从30年前的贫穷状态发展到今天，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观察中国：“自下而上”与“时间加空间”

　　记者：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观察中国？

　　奈斯比特：我们的观察是自下而上。开始时，我们搜集大量来自基层的消息。我们监测中国地方媒体，并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在华外国人士等等。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我们正视中国的短处，但不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一个大视野中观察，并勾勒出一幅中国的图画。

　　秦亚青：从历史观察中国是个非常好的角度，我们不能割断中国历史来看当代中国。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在这个时间角度之外，应该再加一个空间角度，即中国现在在整个世界上、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和位置。时间加空间，就形成了较全面的方位图，既有历史的路径依赖，也有现状的现实影响。两者结合起来看中国，就能更确切地洞察未来中国发展趋势。

　　表达中国：“更富人情味”与“听得懂的语言”

　　记者：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怎么样？

　　奈斯比特：观察研究中国40多年了，我发现很多美国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太简单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信息。我常建议他们到中国的土地上走走看看。但他们来了往往还是去一些大城市，而对中国广大农村缺乏了解。另一个问题是沟通。说实话，中国向外国表达自己的能力很糟糕。表达者应承担让听众听懂的责任，这个责任不在听众。 秦亚青：中国与外界沟通确实不够好，向世界说明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能力还很缺乏。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大力推动的公共外交是个好东西。既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面临的难题，又要让国内民众了解中国外交为什么这样去做，并打通国际国内，稳固夯实互信的基础。

　　记者：怎样才能向外界描述一个真实的中国？

　　奈斯比特：中国应当学会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人在表达观点时应该更有人情味，而不是现在这样僵硬死板。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犯错了，西方人能原谅，但他们不会原谅一个雕塑犯错。

　　秦亚青：向世界说明中国时，我们要用世界能听懂的语言，要动之以情，用有感染力的语言，传达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形象。但同时，也不能指望中国的表达像西方，如果完全按西方要求，那就不是中国在说话了。中国应该形成自己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