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频发城市安全吁防备文化 无知比灾难更可怕

9月9日，北京市政府主办，市应急办指导，市红十字会和市公安局消防局承办的“北京市群众性模拟地震救援演练”，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开展。

　　今年的9月11日是“世界急救日”，也是纽约恐怖袭击事件9周年纪念日。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人为灾难外，大规模的自然灾难也频发不断，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急剧上升。加强灾前的教育和预防，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以“预防和有效化解灾难”为主题的“防备文化”已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任务。

　　我们处在灾难多发期

　　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几种类型的自然灾难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相关的数据，包括台风（飓风）、洪水、地震和滑坡（泥石流）的死亡风险。中国，尤其是沿海经济最发达的高密度人口地区，自然灾难风险最高。另据国际灾难数据库的统计，自然灾难对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980至1989年为134亿美元，1990至1999年为1229亿美元，2000至2009年为1816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3.6倍。今年以来的旱灾、地震、水灾和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难致使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仅水灾的受灾人口就达1.4亿人，死亡1072人，失踪619人，直接经济损失约2096亿元人民币，是近1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仅此一项直接经济损失就远远超过了1980年至1989年十年间的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无知比灾难更可怕

　　今年1月12日海地发生7.0级地震，但12日的大地震并不是孤立、突发的。大震前，仅11日在海地地区就发生了7次地震，其中规模最大的为5.9级。但这些强震前的征兆完全被忽视了，灾难随之发生，造成11万3千多人死亡。

　　4月14日中国青海玉树7.1级地震，县第一民族中学830多名师生，无一人伤亡。大震前的一次4.7级的前震，惊醒了当天的值班副校长，一种不祥之感压得他“心里有点难受”，但又“不能确切地说出来”。这种不祥之感促使他立即组织学生转移，稍后大震来临，无人伤亡。

　　2004年印度洋海啸之前，当海水突然退去时，印尼岛屿村庄中的长者及时将村民引导到高地上。当海啸袭来时，村民们安全无恙。无独有偶，正在泰国普吉岛海滩随母亲度假的年仅10岁的英国小女孩凭借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海水突然退下去的时刻也判定是海啸的先兆，及时告知家长使上百人幸免遇难，事后被誉为“海滩天使”。

　　以上事例说明：灾难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无知，是对灾难毫无警觉，是社会和民众中缺少防备文化。经验与知识是长期积累和教育的结果，是代代相传又不断更新的。中国中学副校长的警觉，印尼海岛长者的经验和英国10岁女孩的知识分别是防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辅相成。这些成功的防灾避险事例充分说明了防备文化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生存与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防备的力量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世界上有几个国家防备文化和应急计划在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根深蒂固，特别是那些经常遭受自然灾害的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和古巴。

　　日本地处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震带上，年均5级以上的地震940起。1923年关东大地震，东京夷为平地，造成10万人死亡。1982年，日本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全国的 “防灾日”。每年的防灾日都要举行全国性的地震灾难大演习，旨在检验全民掌握地震发生时所应具有的自救互救措施，发现应急计划的问题和不足，以及在大范围内进行协调互援等需要解决的问题。演习是强制性的，今年共有67.8万民众参加了演习。尽管日本国民高度重视防震救灾，1995年的神户地震还是造成6433人死亡。痛定思痛，日本从政府到民间更新灾难反应系统，改进预防地震计划，升级建筑代码，优化地震预警技术，绘制风险地图，采用先进的事故指挥系统，以及通讯和协调战略。日本每年为“灾害管理”的预算已超过220亿美元，资助各部门检测设备、防灾备灾以尽量减少损失。日本防险避灾的生存教育从生命的早期开始，贯穿于学校教育和自我、家庭、社区教育，提高了每个人和全社会的防备文化。

　　从1983年至2003年共有240起飓风席卷了古巴，其中7起是灾难性的飓风，最小的飓风风速也有119至153公里/小时，20年间只有36人死于飓风。而同样的飓风在其它加勒比国家、中美洲和美国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2004年伊万飓风以每小时256公里的风速袭击古巴之前，政府疏散了200多万人，无一伤亡。最重要的灾难反应是古巴人民的集体合作，在长期的抗灾中古巴人民形成了具有特色的防备文化。政府与社会所有阶层的人们，包括儿童在内，在减少风险和拯救生命时都拥有各自的作用。防灾准备（包括教育和演习）从小学开始，一直延伸至高等教育、工作场所和社区各级的成人教育。医护专业人员都经过日常救灾培训。全国人口中有超过95%的人经过四步框架培训：信息、警告、报警和恢复。根据一项1976年的法律，每一个成年人都必须经过民防训练。古巴应急准备重在公民教育、社区风险评估、每年更新应急预案、模拟演练和更换备灾不合格的地方领导。以社区为基础的灾害管理使社区居民与当地的企业和土著社区为基础的组织形成网络，建立了一个广泛而有效的备灾应灾社会基础。

　　古巴的经验表明，防备并不为发达国家所独有，防备也并不完全建立在物质层面上。建设一种基于意识、责任、制度、教育等为一体的防备文化才是最为重要的。

　　让防备文化成为世界城市的内涵

　　北京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进入21世纪以来的10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加50万人，机动车年均增长25.1万辆。至今，全市常住人口已超过1755万人，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450万辆。但是，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诸如能源、交通、住房等新的问题，其中最引起全球关注的是城市安全问题。今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日的主题是“建设具有抗灾能力的城市：让我们做好准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即将出版的“世界灾难报告——2010”其主题也集中于城市风险。多年的应急救灾和国内外备灾救灾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切实感到：风险意识和备灾活动需要成为一种文化——防备文化，需要成为一种自觉的实践——全民参与的实践。在新的形势下，红十字会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广泛持久地培养和促进防备文化，防备风险与灾难。

　　“世界灾难报告——2009”指出，防备风险与灾难的早期行动是对未来的投资，比灾后的救灾更为有效。但是，民众、捐助者、国家和“人道主义”团体的一些人似乎还并不理解这一经验教训。改变他们的认识还有太多的阻力，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预防时投入1美元，紧急反应时就节省了4美元。更有一些资深的救灾专家认为这一比例是1比9。政府、红十字会和各级救灾组织能否从救灾预备金或应急资源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灾前的防灾项目仍然没有达到共识。

　　防备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两千多年前的《左传》就记载：“《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但这样的思想尚未形成全社会和全民的防备文化。防备文化是一种有意识和一贯的行为，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主流政策和措施。

　　防备文化是基于四个原则：全体国民形成共识——灾难是随时可能会发生的，创造一个备灾好的国家将是一个持续的挑战；重在社会各阶层的主动参与和问责制；公民和社区的防备作用；最后，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在创造一个备灾好的国家中的作用。文化不是个别精英的议论，也不是政府的个别行为，文化是民众的思维和表达。防备文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有助于使对这些事件作出正确的反应成为每个人自觉的行为；灾难对人的影响将会减少；应急专业人员将能够更有效地执行更重要的任务；灾后恢复将会更快和更有效率。通过营造和促进防备文化，我们可以增加城市安全，减少城市风险；我们可以挽救生命，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和城市的经济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构建世界城市奠定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