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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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专职”报料人的“长枪短炮”甚至比专业摄影记者的相机还高级。深圳商报记者 甘跃飞 摄 |
深圳商报记者 陈广琳 实习生 曾 洁 周珊珊
一家食品公司使用生蛆鸡蛋制作糕点供给富士康职工做早餐，腾讯员工集体扁桃体发炎，宝安区西乡街道68名建筑工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近期发生的这些新闻，深圳市民印象较深。市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几条影响较大的新闻，都是由报料人提供线索、记者采访而报道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媒体竞争激烈，并相继出台对“报料”者予以奖励的政策，我国各大城市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报料人。深圳目前活跃着200多名报料人。
偶然机缘成为职业报料人
昨天，记者采访了几个职业报料人，发现他们都是因偶然机缘“干上这一行”的。
今年40岁的老杨，在深圳当了3年的职业报料人。他告诉记者，和“报料人”结缘，是2006年《深圳商报》开设的“数码现场”栏目。“当时一张照片稿费是80元，我天天在外面逛，哪里有个坑，哪里的电子眼坏了，我都拍下来，给报社发过去。”老杨说，他原本从事维修办公设备的工作，到2007年4月，他干脆当起了全职报料人。
无独有偶，小项和冷家福也是从投稿人成为职业报料人的。小项今年29岁，他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在下班的路上，他看见有个施工队在施工时挖坏了煤气管道。正好包里带着相机，他就拍下来寄给了《深圳商报》热线部，没想到第二天就发表了。就这样跟媒体打上了交道，一来二去，小项觉得这个行业有意思，于是今年年初，他辞去了原来的商场企划工作，专职当起了报料人。“这份工很累，但总比给别人打工强，而且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
冷家福原在一家公司做后勤，他住的楼下有一家小杂货店。2007年9月的一天，杂货店老板在店门口放了一台小电视机，引来一群打工者看电视。冷家福便将这幅画面拍了下来，寄给了《深圳商报》“数码现场”栏目，没想到不仅很快发表，还得到了报酬150元。冷家福感觉很新鲜，于是成了职业报料人。
被忽悠报“假料”最难受
说起做职业报料人的感受，接受记者采访的报料人都认为，第一是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很有成就感，但同时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痛苦。
家住宝安的老张告诉记者，有一次，他经过龙华文化广场时，发现有不少路人为了节省时间，从河道上的排水管上走。他当即拍下了一组路人从管道上战战兢兢行走的图片，并寄到了各大报社。图片见报以后，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当即派人前往该处，用铁丝网将排水管的两端围了起来。一个安全隐患就这样解决了，老张感到很有成就。
老刘对做职业报料人的最深感受，也是解决了问题之后的成就感。有一天，老刘的一位朋友跟他说：他公司附近的一家日资电子厂，员工下班时，被当值保安拦住强行搜身。员工迫于厂规和保安的淫威，敢怒不敢言……老刘很气愤，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个“猛料”。为慎重起见，老刘进行暗访，经观察，差不多近四分之一的员工被搜了身！于是他报告了报社。这件事情一见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大报纸纷纷派记者采访，一时成了热门话题，老刘也因此得到了报社1000元报料奖。
但职业报料人也有人所不知的痛苦。老杨告诉记者，2008年的一天，东门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失恋想要跳楼自杀。他赶到现场拍摄，但小伙子的亲戚看见他在拍照，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我嘴巴上缝了七针，住院几个星期，记忆深刻。”老杨说：“我们也许和记者一样有敬业精神，但这项职业还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警察也曾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太疯。”
职业报料人还有一个痛苦，就是被骗报“假料”。去年9月的一个深夜，深圳多家媒体接到职业报料人万先生的电话：公明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四个小孩都被杀了！媒体记者对此的第一反应就是：重大新闻，必须马上奔赴现场。多家媒体记者驱车到达报料所称的事发地——公明街道办辖区，却发现这是个“假料”。而之前，深圳媒体也接到过多个“假料”，如龙岗一在建度假村的六层高楼坍塌，十余工人被埋；宝安一黑月饼加工厂关起门来制作某名牌月饼等。对于媒体记者的愤怒，职业报料人万先生说：“我被忽悠了，心里很难受！”他分析称，可能和之前他向媒体报料一起地下六合彩案有关，“遭到了当事人报假料”。
月收入最高可达2万元
虽然报料线索一经采用，就能得到少则100元、多则数百元甚至1000元的奖金，但多数职业报料人还是觉得生存压力很大。
老杨做了3年的职业报料人，算是“资深人士”，他告诉记者，“我每天早上最迟7点半起床，打开电脑浏览各大新闻网站，寻找有影响力、新奇好玩的事件，然后出门，奔波于深圳的街道和角落里，进行采访和拍摄。晚上一般八九点才回到家。”这就是老杨的工作，基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有周末，但一个月的报料奖，平均也就二三千元，“饿不死也撑不着”。因为没有保障，“采用了一条报料才有一份收入”。老杨说，据他了解，第一批职业报料人基本上都已退出了，“要是媒体能给个保底的生活费就好了。”
虽然自己的收入不高，但老杨也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深圳最“牛”的报料人万先生，一个月报料收入可以达到1．5万至2万元。只是这些钱不是万先生独得，因为他发展了一些线人，报料奖要分一些给线人。实际上，据记者了解，每一个报料“大佬”手下至少有数十名线人，包括治安员、保安、司机。每一次有效报料后，报料“大佬”拿到报料奖金后都会酬劳一下手下的线人：五五分成，请吃饭，买烟酒……
今年年初开始做职业报料人的小项也告诉记者，他每个月收入四千多，但有20多个线人，包括社区里的保安、工厂里的员工、街道上的巡防员等。小项说，和线人建立关系之前，他会多和他们聊天，交朋友，熟络了之后他们都很乐意提供线索。小项说：“等他们提供的线索见报或者上电视新闻之后，我会给他们50元的报酬。”
新行业还没有规则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行业，记者发现没有成熟的规则，也给报料行业发展带来很多困难。
老杨告诉记者，有时他给媒体报料了，但事后才发现，获奖的却另有其人，“其中有一个人特别多，不知道是不是跟媒体的某些人有利益关系。”老杨认为，一件事多人报料是正常的，但职业报料人的竞争不规范，就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老刘也说：“据我所知，贵州的贵阳电视台只要你报料了，只要符合领取报料费的标准，你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去领取。报料费是以第一个报料的人为准的，如果有疑问你还可以查看热线记录，让你自己口服心服，这样报了一次你就还想报第二次。但现在深圳媒体的报料管理没有这么规范，可能产生猫腻。”对此，小项比较有办法。“现在我打电话给报社，都会先问有没有人报过。如果报了的话，我就不报了。”小项说。
特别让职业报料人感到困难的，就是每天报了一大堆料，被采用的寥寥无几，不知道哪些是新闻值得报料，哪些根本不是新闻，不值得报。这一点也得到了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王晓华的确认。她告诉记者，她曾作过统计，一般每个报社一天可以得到各类报料二三百条，实际上被采用的只有七八条左右。“不具备新闻素质，把报料作为职业就很难做大做强。”王晓华说。
报料人扩大了媒体的新闻源
记者发现，不光在深圳有职业报料人，在成都、杭州、沈阳、济南……很多媒体竞争激烈的城市，都活跃着职业报料人。有资料称，成都目前职业报料人至少在100人左右。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新闻报料人的渊源已久。早在1993年，《北京青年报》就提出“有偿征集线索，固定新闻线人”的思路。现在，沈阳甚至出现了一家“新闻报料公司”——“向日葵新闻投诉咨询服务中心”。
对于职业报料人的出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王晓华认为，这是媒体竞争中产生的，他们扩大了媒体的信息源，但在媒体中还起不到大的作用。她说，现在的所谓职业报料人基本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新闻专业训练，不具备新闻素质，所提供的新闻线索被采纳的比例很小，“二三百个报料，只有七八条采用”。王晓华认为，报料人现在还称不上是一个行业，而要得到发展，从业者必须研究媒体的需要，并提高新闻素质，媒体应该给他们提供培训。
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吴飞教授认为，一方面，报料人使新闻报道触及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及时性也大为加强，信息因报料人而更贴近社会大众；另一方面，毕竟大多数线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培训，他们中真正掌握新闻专业精神的人并不多。因此，在报道的客观、真实、平衡、精确、公正等方面都难有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也建议，报料人如要以此作为职业，应当接受一定的新闻培训，有助于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
虽然困难不少，但对新闻报料这一行业的前途，深圳职业报料人小项充满信心。他说：“我觉得这一行的发展有一定的潜力，因为深圳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能全部发掘到，其实有很多事情正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另外，深圳的媒体也越来越多了，需要更多的职业报料人。”
从职业报料人看公民责任
本报评论员 米鹏民
、媒体竞争催生出一个特殊的职业——新闻报料人。据说在深圳至少活跃着200多个新闻报料人，其中还有10多人干脆就以此为生，最牛的职业报料人一个月可以收入2万元之多。
监督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揭露社会上存在的各种违法违规和不合理、不文明现象，是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但要完成这一使命，仅靠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的努力，显然远远不够，必须依赖广大群众的支持。为了得到更多更有新闻价值的独家新闻线索，各媒体对凡获采用的新闻报料都支付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的报料费。这也是催生新闻报料人职业的物质基础。
单纯从报料这一形态来说，新闻报料人并不能算是新鲜职业。从远的说，古今中外，警察破案是离不开“线人”的帮助的，“线人”的本质和新闻报料人基本相似，都是通过提供线索获取一定的好处，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从近的说，今天各级政府也常常鼓励人民群众主动举报违法犯罪者，并承诺一经查实即付相应的报酬。最高检察院反贪局还曾公开透露，近年所查获的贪污腐败案件，有9成左右的案件线索都来自群众举报。
因此说，以深圳上千万的人口基数，在现金鼓励之下，只产生了200多人的新闻报料人队伍，显然太少了一点。
这恐怕与中国传统的人情文化有关。中国是个典型的人情社会，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等人生哲学，都决定了在传统道德层面上，举报别人并没有天然的道德正义性，甚至还会受到道德上的“丑化”。而为了物质报酬去举报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和事，更可能会戴上“小人喻以利”的大“帽子”。
这样的理念，明显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法制观念相去甚远。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之时，移民到国外的华人经常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官司”。比如，父母在外工作，把没有人照顾的未成年孩子锁在家中以策安全，却时常会被邻居或房东报警，令华人十分愤怒：你难道不可以直接提醒我一下，为什么非要直接报警呢？
这正是公民社会与人情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在公民社会，人人都有维护主流价值观和法律秩序的天然责任，就算是夫妻争吵同样会因为可能影响孩子的成长而受到警察干预。正是这种参与意识，使得法律得以有效实施，法治社会得以顺利实现。相反，在人情社会，要么是坚守“各扫门前雪”的观念独善其身，要么是抱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加入违法违规者的行列，使得法规的实施成本无限增大，甚至陷于虚设。
媒体造就了一支新闻报料人队伍，虽然不大，并且掺杂了金钱因素，但毕竟客观上是培养了群众的公民意识。希望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加入报料人的行列，不仅向媒体报料，更向政府执法机关报料。这样的深圳，才更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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