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禁网门”，究竟谁在做不该做的事

　　今年9月4日，有网帖称，江苏邳州教育局今年8月27日向该市各中小学校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文件称，为营造文明的网络环境，邳州广大教师“要注意形象，讲政治，讲大局，不该做的事不要做，不该说的话不乱说”(9月14日《环球时报》)。

　　红头文件的真实性得到了邳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高福新的证实，也就是说，邳州市教育局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甚至可能会觉得坊间的关注未免有点“莫名其妙”了。

　　显然，邳州教育局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但千万别奢望，他们也会这样认为。在他们眼里，只要是涉及教师的事，教育局就有权过问，并进行训导。他们可能从来就没想过，教师首先是拥有独立人格、享有各项法定权利的公民，然后才是从事教职的工作人员。在涉及教育的诸多事务上，教育局或有权插手，但在私人权利领域，教育局根本无权对教师指手画脚和耳提面命。

　　这似乎又回到了那个老大难的问题：公权力无法也无意在公域与私域之间作出划分。更或者说，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公权力本能地倾向于将“私域”没收充公，归入自己长袖善舞的权势版图，对此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障碍。

　　教育改革那么多年，最令人失望的一个事实恐怕是，教育行政化的沉疴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有愈发积重的趋势。这在一些基层的教育行政部门表现得尤其显著。教师，被当成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提线木偶”，要逆来顺受，要柔软驯服，要噤若寒蝉，反正就是要唯教育行政马首是瞻。否则，就要受到一连串的刁难和打击。

　　可怜教师们甚至连上网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在我看来，这是合乎逻辑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若在根基上没有权利，生长在枝枝丫丫上的权利，就像一个个肥皂泡，风一吹就碎了。

　　湖南张若渔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