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火如荼的抗战戏剧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　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是坚定的、勇敢的，弘扬并且发展了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进步传统和战斗传统。这首先是广大戏剧工作者的高度爱国深情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有党的正确领导，有时代思潮的推动。

　　抗战戏剧的主力是话剧。抗战爆发后，沿海话剧力量的一大半都进入内地和敌后，投入抗战。但戏曲队伍也并不落后，以京剧为代表，抗战使得这个队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上层人物受到一次巨大震撼，从而获得了深刻的政治觉醒和艺术觉醒。

　　话剧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抗日戏剧的编演。最突出的是田汉，他写了《乱种》《战友》《回春之曲》等一系列作品。其后像尤兢（于伶）、凌鹤、洪深等剧作家都有抗日剧作问世，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南北各地。这些戏为抗战时期的剧运做了准备。 抗战开始后大约半年时间，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区话剧工作者纷纷进入内地，中国话剧分布形成3个方面：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话剧。3个大方面各有特点：延安和敌后的话剧是我党直接、公开领导，条件艰苦，但没有多少内部矛盾，工作上放得开；上海、平津等地是在日寇屠刀下最艰险的环境中开展剧运，特别是后期，比较低调，但要保持中国剧人的尊严，重庆、桂林等地则复杂而微妙。

　　重庆进步的话剧队伍基本上是在南方局周恩来领导和影响之下，体现在舞台实践上，除了大量直接鼓舞抗战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如《全民总动员》（曹禺、宋之的编剧）、《凤凰城》（吴祖光编剧）、《法西斯细菌》（夏衍编剧）等。还编演了许多批判国民党倒行逆施、贪污腐化、压制民主自由等等社会不公的戏。如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茅盾的《清明前后》等。除这两类剧目之外，当时重庆舞台上还有一类重要的戏为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夏衍、于伶、宋之合写的《戏剧春秋》以及不少外国名剧等，虽然不是正面写抗战，也少批判现实，但都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反封建反社会黑暗的戏。 京剧界通过100多年的市场运作，已经形成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商业属性。绝大多数京剧工作者都在沿海大城市安身立命。抗战开始后他们除少数剧团和艺人如李紫贵、金素秋等外，大多不可能奔入内地抗战。但京剧界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下，依然显示出爱国的正气。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京剧界最大代表人物梅兰芳就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因此他很快就全家由北平搬到上海，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以反侵略为主题的戏。抗战开始前他又借机到香港演出并就此长留香港，蓄须明志。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他回到上海，从此告别舞台。日寇汉奸胁迫他为“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作祝贺演出时，他给自己打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宁肯身体受损也不演出。

　　周信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等戏，“八·一三”后他又编演了《徽钦二帝》、《香妃》等，都是警惕亡国惨痛，批判汉奸奸臣的。他还在他演出的舞台口两侧，贴出预告海报，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明知不可能演出，但以两位民族英雄之名激励观众，在当时影响极大。

　　杨小楼在抗战前就曾拒绝为汉奸演出，抗战开始后他在北平敌伪统治下，坚决不再登台，一直到死。盖叫天在抗战期间生活贫困，但仍然几次拒绝为汉奸演出堂会，面对日本宪兵队长也不屈服，给一万元一场也不低头。

　　这仅仅是几位足以代表京剧界的大演员的政治表现，一般班社、剧社，无论在北平、上海、重庆、桂林，都曾努力演出各种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也有不少新编戏，如田汉的《江汉渔歌》等。而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的情况也同京剧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