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刺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刀和枪

　　新华网北京9月17日电(记者璩静)“人说，无用的笔啊，把它扔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有时候罢，依然要尽情地歌唱，依然要倾听兄弟们的赤诚的歌唱……”

　　这字字铿锵的诗句，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在烽火漫天的抗战岁月中所作的名篇。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的胡风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辗转于汉口、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抗战的烽火，把小说家、诗人从狭小的都市生活圈，卷进战火纷飞的前线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中，突进了战斗生活，使他们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实的远景。被誉为“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的孙犁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很多青年是受到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一支歌或一出街头短剧的感动和激励，毅然走上抗日战场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在全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中国作家也组成了一支英雄的队伍，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以笔为枪，投入战斗，用他们手中的笔，发出民族的最强音。” 艾青，作为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也在烽火中汲取诗情，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等9部诗集，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期。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奋发昂扬。艾青到了延安以后，创作风格起了明显变化。

　　国难日重，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文学界扬起战旗金戈。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文协”的《发起旨趣》真切地反映出文学和文学界面临的使命：“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抗战文学也与老舍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主持了“文协”的工作并率领文艺界开展抗战文学活动，更因为他在抗战后期创作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小说描写了北平胡同中四代祖孙惶惑、饥饿、偷生的人生，无情地鞭挞了民族弱点，揭露了日寇和狗汉奸的凶残与无耻，抒写了抗日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茅盾以一位严肃作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神经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的发展与胜利奔走呼号，抗战8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第一阶段故事》《腐蚀》……他的小说创作也代表了抗战文学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方向。

　　无论东北、华北沦陷区还是上海“孤岛”与香港，抑或是桂林、重庆、昆明等大后方还是陕北、晋冀鲁豫和胶东、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海外的华侨界，都有大批作家把笔墨投向抗战文学，大量燃烧着血与火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抗战、救亡成为当时中国最激动人心、最为作家和读者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文学潮流。

　　巴金的《寒夜》《憩园》，艾芜的《故乡》《山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重逢》《戎马恋》，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田间的《给战斗者》《抗战诗抄》，臧克家的《从军行》《向祖国》……抗战小说和诗篇形成了抗战文学创作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劲旅，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倾尽了呐喊的责任。

　　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精于写男欢女爱的张恨水，为神圣的抗日救亡披肝沥胆，他留下的作品中有关抗战的文字竟达800万言之多。从1931年开始，他的《满城风雨》《似水流年》《锦绣前程》《啼笑姻缘续集》等小说里的主人公，经过感情的挫折和现实的坎坷，无一例外地都走向了抗日的洪流。

　　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吴伯箫等，抗战一爆发，飘散在各个流派的创作者抛弃前嫌、相互呼应、相互砥砺，走在了抗战文学的最前沿，使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抗日斗争。

　　“抗战文学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条血脉。”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抗战文学真实深刻地记述了日本侵略军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和充满牺牲精神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奋斗。

　　抗战文学中脍炙人口的作品，或悲壮慷慨，或金戈铁马，或柔曼深情，无不在提醒，这个民族有过怎样的艰难，又有着怎样的坚强。抗战文学，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曾经，它们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而成为经典，现在，这段历史也因它们而永远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