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900年前下水道仍运转 洪水过却无内涝(图)

涌金门外的出水口，那个圆形的金属盖板就是水窗。

清朝同治年间赣州城区的福寿沟布局图

　　第一次读到“福寿沟”的新闻，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位900年前的宋代官员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担心自己政绩因埋在地下而不为人知吗？至于刘彝背后的那个时代——北宋中期，它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赣州当时只是边陲小城，然而却能有如此水准的城防和水利设施，前后两任行政长官虽然任期短，但都留下了“千年大计”。所以我猜想，福寿沟和刘彝绝不会是一个独立于时代的现象。

　　自由度很大

　　公元1067年，刚刚年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嗣位。与其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这个年轻人初一登台就表露出了勃勃雄心。登基后的2年里，赵顼把45岁的江宁知府王安石连升了数级，直至进入内阁。而踌躇满志的王安石正希望通过变法，减少人民的税负，盘活国家经济。包括黄仁宇在内的不少历史学者都认为，王安石差一点提早1000年就将中国拉入了现代经济制度。

　　事实上，这种改革气象是北宋时期朝野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赵匡胤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说的全是大实话，没有一句虚言。而正因为他的直爽，赵匡胤不必像明太祖那样杀功臣。

　　黄仁宇还总结，赵匡胤的这种宽容与自信以及历史发展的必然，让“这三百多年里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目标，朝廷也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公元1068年，王安石开始变法，与他同岁的福建人刘彝也结束了24年的地方高级秘书生涯，第一次站到了京都汴梁的庙堂上。

　　刘彝的水利才华很快表现出来，他不仅得到了神宗的青睐，同时也被善于治水的王安石看重，并征召进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

　　有意思的是，受到主政者重用的刘彝并没有一边倒地支持王安石，反而在进入团队后不久提出了相左的看法，并向神宗打了“小报告”。刘彝随即被“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免，但爱才的赵顼很快让他做了大宋国的水利部副部长。

　　在京的几年中，刘彝没有过多地卷入政治纷争，而是专心于他的事业。之后，几经迁徙的他终于来到了赣州，这是他第一次成为地方的最高长官。

　　史书并没有提到刘彝修建福寿沟。而是着墨写了他在赣州治理巫医的事情。赣州当地崇尚巫医，刘彝就是写了一本《正俗方》，告诫百姓有病为什么要看医生，并让当地的3700家巫医停业整顿。

　　可以看到，对于史官来说，修建福寿沟这样的事情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但刘彝好像并不在意。我们猜想他在制定工作计划的时候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如何凸显政绩这回事。

　　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三任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朱瑞熙教授告诉晨报记者，宋代的史料中，类似刘彝这样造福一方的事例特别多，这和宋代的政治风气是有一定关系的。

　　北宋的官员的政绩考核是评分制的，不是靠一个人的一句话能定的。中央官员也有严格的考核，宋代有御史台，它直接对皇帝负责，谏官甚至可以弹劾宰相，非常厉害。而像刘彝这样的普通官员，一般一年或三年需接受一次考核。朱瑞熙说，北宋是法治社会，举手投足皆有法，而官员考核也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打分标准。

　　朱瑞熙介绍说，相比之后的明、清，宋代官员的自由度很大，宋代下级官员是不用对上级下跪的，因为他不对上级负责。不同品级的官员同时对中枢和皇帝负责，下级官员可以直接越过上级给皇帝写奏折，所以官员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在宋神宗时期，甚至没有出现过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大权独揽的情况，即便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司马光仍掌握着主管军政的枢密院，两派势力相对均衡。

　　朱瑞熙和黄仁宇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和赵匡胤是贵族出身有关的。

　　朱瑞熙解释说，北宋之初就有一个共识，士大夫阶层与皇帝是“共治天下”，它不像明朝、清朝那样专制得特别厉害，而是分散了权力。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对于刘彝看说，参与治理天下，是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专业水平高

　　后人评价刘彝是“治范”（治理楷模），他精通医学、水利、军事。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能力全面、专业过硬的技术型官员。

　　其实，宋代出现刘彝这样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级官吏并不是偶然的。《宋史》中提到，刘彝曾跟着一个叫胡瑗的人读过书。而这个胡瑗可是北宋时期一个跨时代的人物。

　　宋仁宗景佑年间，胡瑗在湖州、苏州一带讲学，推广他的“新式学校”。和我们印象中古人摇头晃脑念书的私塾不同，胡瑗办的学校更像今天的大学。胡瑗讲学分“经义”、“治事”二大类，“经义”是四书五经，而“治事”则包括水利、算术、历法等等。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选择不同学科学习。胡瑗当时还提出了“游学”、“寄宿制”这样全新的办学理念。

　　在苏州时，胡瑗与被贬的范仲淹相识，范非常欣赏胡的见识，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送入胡瑗门下。几年后，范仲淹回京主持新政，便仿效胡瑗的办法在汴梁办了一座新式的中央太学。至此，胡瑗的新学理念得以广为传播，深深影响了北宋时期的学风。而刘彝正是胡瑗在湖州办学时收的学生，不用猜也知道，刘彝当时“选修”的肯定是水利课程。

　　宋代文理并举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唐宋八大家中苏轼和王安石都有相当高的水利专业知识。王安石当年在地方以兴修水利而闻名，苏轼则在西子湖畔留下了美丽的苏堤。朱瑞熙介绍说，宋代的科举考试不仅考四书五经，也会考“对策”，“对策”的内容是对国计民生提出具体的施政方案，是要求考生拥有具体实践能力的。所以像王安石、苏轼这样的文官拥有“理工科背景”并不足为奇。

　　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科学技术发展的顶峰。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与活字印刷的使用，都是宋代完成的。李约瑟（英国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认为，“对科技史说来，唐代不如宋代有意义。”

　　一般认为，宋代的科技发展与其文官体制，以及重视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数学、水文学、天文学以及工程技术上的大力发展也为“福寿沟”这样精密度很高的工程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丁皓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参考书目：《宋史》、黎东方《细说宋朝》、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