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神木医改能否从自发到自觉

　　林坤

　　原陕西神木县委书记郭宝成日前被免职，调任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自称，“被贬”与推行免费医疗有关。榆林市曾在2009年5月紧急召开过常委会议，认为神木在这个事情上捅了娄子，抹了黑。(9月19日《都市快报》)

　　这位坦陈自己是神木“免费医疗”幕后总推手的官员，因为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心中又有不平之气，所以说了许多医改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事情。而这种“不为人知”，正是许多地方政策的共性。据郭宝成自己讲，免费医疗推行前，连省、市领导都瞒着，因为担心被否决。直到媒体报道趋向于负面、医院人满为患的时候，上级才反应过来批评他，同僚取笑他违反了官场规则———这为调离埋下了伏笔。

　　从效果与目的上看，神木医疗无疑是很好的改革样本。然而，深入到细节中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孤胆英雄”式的自发改革。如果一项涉及面颇大的民生政策从调研、设计到出台实施，行政系统内的上级部门都无法详细了解考察，那么普通民众又从何了解和参与呢?媒体报道的解读从坏到好，恰恰就是这种“保密改革”的尴尬所在。要不是郭自己说出来，恐怕谁都想不到他在其中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当然，改革需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郭宝成对于医改的决策，也有着一贯的逻辑。比如他说，“钱不是问题，前提是要不要搞的问题”，“现在中国哪个县，哪一年拿不出1.5亿元”、“在中国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搞不搞免费医疗，关键是一把手的执政理念”。这些话，都十分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与敬佩。但我们想必也看得到，不是所有地方所有一把手都是郭宝成，都有他的自发性与责任感。那这些地方怎么办?难道每处改革都要“牺牲”一两个郭宝成这样的人?

　　问题关键应该在于，积极的改革能否从个别官员的自发行为转变成多数官员的自觉行为。这种自觉的造成，必然又是建立在一种健康有力的机制上:首先要开放，而非闭门操作，民意才能参与推动和制约;也要分散和下放权力，这样郭宝成们才能有主动权而不必担心。不然，出师未捷就被调离，再怎么雄心万丈也难免归于寂寥。